中国式问责的渐进之路

2011-03-30     上传人：新老年

[size=4] 3月23日，《北京市实施<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办法》部分内容被首次爆出，“京版问责”最引人关注之处在于北京市党委领导首度被列入问责范围。实际上，以被称为“全国版问责”的《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以下称《暂行规定》）的出台为标志，一场寻求制度维稳的中国式问责便在争议与喧嚣中徐徐前进。
         从“责令辞职”到“制度问责”
         1995年《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暂行条例》颁布，出现“责令辞职”一词。这被认为是中国官员问责制的源头。7年后，中央正式颁布实施《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其中除了“责令辞职”外，“引咎辞职”开始被人熟知。
         2008年是中国式问责进程中的特殊一年，被称为“官员问责年”。这一年，重大安全事故在中国各地频发，山西襄汾溃坝、三鹿奶粉事件、瓮安事件等，无不引起巨大反响。中央高层的严厉表态下，一场问责风暴掀起，一大批政府官员应声落马。 
         实际上，中国官员问责风暴始于2003年。当年，卫生部部长张文康、北京市市长孟学农由于没有如实向外界透露非典疫情的发展状况、防治不力被免职，包括两人在内的上千名官员被问责，范围之广、力度之大，在共和国历史上尚属首次。 
         2009年出台的《暂行规定》，无论是信息的透明度还是问责本身的力度都迈出了一大步，对官员的问责开始制度化。从“不问责”到“问责”，从“责令辞职”到“引咎辞职”，从“弹性辞职”到“刚性辞职”，经历了一个渐进的过程。《暂行规定》的出台则显示了中央推行制度问责的努力和决心。针对此前官员问责程序不规范、复出不透明的质疑，此次《暂行规定》做出了回应，界定了问责的7种情形，也明确了问责的程序。 
         待解之题
         目前，以中央《暂行规定》和地方实施细则的出台为主要构成内容的问责制，已经基本涵盖官员履职不力的各种情况，但是仍存在若干待解之题。
         其中之一是“权责不明”带来的“量刑”界限问题。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王伟表示：“我们已看到省长、部长被问责，但其中有这样的问题：由于我们的行政管理层级设置，省长部长往往很难过问那些具体事务。”他认为，行政问责急需解决的是，如何确定官员应该承担的责任。 
         更大的待解之题则是被问责官员的不透明复出。据公开资料显示，被问责官员复出屡见不鲜，相对于尚有痛感的公众，部分官员的复出堪称“无痛复出”。有分析人士指出，“高调问责，低调升迁”的不断出现，正在消解问责制的公正性。“要是说官员犯了重大错误，认错态度好，一年后又复出，问责制就没有严肃性了。”王伟建议在问责程序中特别加上一点：对被问责官员的重新任用，应该公开化、程序化、制度化。“一定要公开透明，置于相关规定和舆论的监督之下。” 
         另一个担忧则来源于问责的主体问题。专家指出，目前的问责制度“仍然是自上而下的路径，而没有形成自下而上的监督”。对此，目前理论界存在几种解决意见：有人认为务实的做法是形成老百姓为主导的问责方式；有人提出问责应该是下问上责，在《暂行规定》中应当加入下级对上级问责的内容。
【《京华时报》3月23日】[/siz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