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隐性罢工”
2011-03-11 上传人：新老年
春节过后，沿海地区上演了愈演愈烈的“用工荒”，与往年不同的是，随着中国经济地图的悄然变化，连历来大量输出劳动力的中西部省份也加入了“闹荒”行列。
廉价劳动力时代的终结
随着“用工荒”的到来，廉价劳动力取之不尽的时代正在结束，以廉价为基础的“中国制造”正面临着严峻的挑战。
曾几何时，在东部沿海地区，农民工还是招之即来、挥之也不去地大量存在着，不到１０００元的月薪，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不需要商量就安排加班，不会考虑工作环境的危险抑或化学物质的毒性，如同自来水，需要时打开即可，似乎可以无限供应。而如今，即使提高一倍待遇，允诺规范用工，有时候也是“竹篮打水一场空”。
为了解决“用工荒”的难题，中西部与东部拉开用工“争夺战”。上海市发了近400辆长途大巴车，奔赴安徽、江苏、河南、湖北等地接农民工外出务工；重庆地方官员为留住农民工，千方百计以情留人，长期以来的用工格局正在发生改变。
这一切都在表明“用工荒”正在用市场的力量改变“廉价劳动力”的现状，部分劳动者甚至拥有了和企业平起平坐博弈的资本。
新生代农民工的觉醒
试想一下，有这样一群人，如果每天匆匆穿梭于自己亲手建造的城市，却从来无缘与城市乃至企业的相应福利亲近；生活在城乡二元的剪刀差之下，却遭受着同命不同价、同工不同权的不公待遇；城市需要的只是他们廉价的劳动力，而他们所需要的养老、住房、子女教育、医疗、就业权利，却不过只是无根浮萍。对他们来说，这样的城市生活几无意义。
这种数十年不变的景况，恰恰和８０后新生代农民工对工作环境和尊严的要求迎头相撞，他们不愿意过“年轻在城市、年老回农村，工作在城市、保障靠农村”的“候鸟生活”，不愿意抛却年迈的父母、稚嫩的儿女背井离乡。而这也是造成“用工荒”的重要原因。
“新生代农民工”主要是指８０后、９０后，这批人目前在农民工外出打工的１．５亿人里面占到６０％，大约１个亿。他们出生以后就上学，上完学以后就进城打工，相对来讲，对农业、农村、土地、农民等不是那么熟悉；另一方面，与上一代农民工相比，新生代农民工受教育水平较高，渴望融入城市，重视社会保障，维权意识更强。
他们涌入城市，想要找寻的不仅是一份温饱，还希望有更多的收获，而传统制造产业提供的就业岗位和待遇已经不能吸引他们背井离乡，待遇虽好但流水线的枯燥也会使他们产生厌烦。富士康连环跳楼事件证明新生代农民工已不像上一辈一样安于生存阶段，他们要实现自身价值，要寻求属于自己的光荣与梦想，如果他们看不到希望，就会向流水线说“不”，他们宁可结束自己的生命，也不愿做一个机器人。
除了薪水，能否学到技术受到越来越多“新生代农民工”的关注。他们在面对职业问题时敢于发出自己的声音，而且把工作的环境和自身尊严摆在相当重要的位置上，“开胸验肺”绝对不会为他们所接受。
浙江省政协委员傅建伟在面对本省“用工荒”时表示：“企业要反思，你有没有从人文角度去关心、关爱农民工，比如住的问题，吃的问题，包括他们职业生涯的发展问题、培训问题，我觉得不仅仅是一个待遇差的问题，他们还要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隐性罢工”推动利益整合
在我国，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农民工只是一种发展经济的资源，招之即来挥之即去，老板对他们的尊重恐怕只是个人的修养所致，很难具有普遍性，但当“用工荒”来袭，老板才意识到要想尽办法挽留员工，此时人才会真的变得很宝贵，尽管“用工荒”只是农民工们主观无意识的产物，但在客观上一定程度地达到了“罢工”的目的，并通过媒体报道，表达了自身的合理利益诉求，这种具有浓郁中国特色的“隐性罢工”，像一只无形的手，推动着中国利益分配格局重新整合，直接推动了一些企业主动提高薪酬标准和福利待遇。
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乌日图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说：“企业用工要有长远眼光，要认识到劳动力成本提高并不是因为实施劳动合同法造成的，而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中国经济已经步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尽管从全球范围来看，特别是和欧美国家相比，我国劳动力成本还很低，尽管从国内看，劳动力成本也在逐步提高。但应该说这些年在这方面提高得还不够，所以中央提出要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和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乌日图说，从根本上来讲，我们发展企业、解决就业的目的，也是为了提高人民的收入和生活水平，而目前劳动者权益保障水平太低，收入不高。
用工荒根源在城镇化问题
传统的劳务输出大省湖北和四川，春节后当地企业纷纷打出“方便子女入学”、“就近照顾老人”等“留工”口号，许多企业在车站码头堵截劝说农民工就近就业。许多农民工被这些“留工”理由打动，在远去他乡与就近打工之间徘徊。
上述现象提醒我们，在农民工就业选择上，地区差别已经不重要，愈演愈烈的“用工荒”现象背后，是城乡社会保障、公共服务差距以及长期以来农民工普遍遭受的工资待遇低、劳动强度大、权益难保障等不公平境遇。
从某种意义上说，“用工荒”现象，恰恰暴露了长期以来城镇化过程中进城农民无法真正融入城镇生活的严酷现实。如果农村社会保障、公共服务不尽快跟上，城镇化过程中不能使农村转移到城镇的人口“落地生根”，解除后顾之忧，“用工荒”现象就难以消除。“用工荒”不仅是招工企业的难题，而且直接影响经济发展。
产业结构转型势必加快
从国际经验来看，“用工荒”是产业转型升级的前奏。中国的产业转移和升级的过程正在加速。十余年前，富士康就开始在深圳以外的地区谋划企业布局，从最初的沿海城市逐渐向中部、西部地区扩展，目前已经在大陆拥有近20座大型工业园区，员工总数超过80万人之多。
中国劳动学会副会长苏海南指出，当前的“用工荒”只是一种结构性和局部性的现象，并不能说明中国劳动力市场已经供不应求，以富士康为代表的这种产业结构的跨地区转移必然会带动劳动力流向的变化。
“按照国际经验，往往在这个时候出现传统优势产业转移到劳动力成本更加低廉的国家，即所谓的雁阵模式。然而，由于中国幅员广大、地区发展水平和资源情况差异巨大，因此，中西部地区由于仍将保持一段时间工资相对低廉的优势，可以承接沿海地区转移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并将逐渐成为新的制造业中心。”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表示，“沿海地区则应该以‘用工荒’为契机，加快产业升级和转移与中西部地区的产业承接，共同完成产业结构优化的任务，保持经济的可持续增长。”
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院长、人口研究所教授丁金宏则表示，“用工荒”对东部沿海地区来说，既是不利因素，也是有利因素，可以降低东部地区对人口的吸引力，进行人口调整，也可以逼迫企业调整转型，向先进制造业和服务业转型，那种依赖劳动力的低端产业将会被淘汰。在这种压力下，我国产业结构升级的速度势必加快。
【综合《光明日报》、《京郊日报》、《齐鲁周刊》、《人民日报·海外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