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宇宽：防治精英民粹化，须建立一个有教养的社会
2011-03-07 上传人：新老年
[size=4] 见习记者：徐伟
访谈嘉宾：郭宇宽（资深媒体人、清华大学经济所博士后研究员）
社会信任体系瓦解是精英污名化主因
时代周报：现在有一种精英污名化的趋势，“精英”、“专家”这些在过去很耀眼的词，现在却成了很多人用来调侃和讽刺的符号；许多精英也不愿意承认自己是精英，而更愿意把自己定位为草根，出现这样一种反智的潮流，其原因是什么？
郭宇宽：首先是因为在中国“精英”的概念不清晰，有的人自封“精英”，这些伪精英把精英的名声搞坏了。真正的精英，他们的精英意识跟责任感是结合在一起的，他们有比普通人更多的社会担当，比如说英国的贵族，有统计资料显示，在两次世界大战中，贵族家庭的孩子死亡率比普通家庭的孩子高出很多。而中国出现的很多都只是自诩为“精英”的特权阶层，有傲慢没有家教，无论是道德风范还是智商都不足以让社会信服，比如有的高尔夫球场、会所，自称高尚社区，好像有钱有势就高尚了，让人很反感，这样在社会上造成精英被污名化。
还有一个原因是社会信任系统的瓦解，当代德国最有影响的社会学家尼克拉斯·卢曼指出，社会的系统分化得越细，社会形式就越高级。传统社会的分层并不明显，工业化和后工业化社会，专业分工越来越细，社会的职业分层也越来越细，真正是“隔行如隔山”。过去说一个人学问大是“上知天文，下知地理”。现在大家都是大学教授，但教计算机的教不了文学，教文学的教不了法律，即便在每个专业内部，又有很多派别、支系。这个时候，维持社会的纽带跟过去就不一样了，更加需要卢曼所说的“制度化信任”（institutionaltrust）作为维系，它区别于过去的“人际化信任”（personnaltrust），即靠熟人社会的关系。
制度化信任是借助于制度媒介形成的一种信任，这种信任是超越个人关系的，比如说我们大多数人都没见过爱因斯坦，也都不懂相对论，但是有一套机制让大家相信爱因斯坦是大物理学家。制度化信任就是使每一个被分割的专业领域，产生可以进行合作的制度平台，这样虽然隔行如隔山，但是人们相信每个专业领域里面都有自己的规范，而从中推选出来的被认为是精英的人物，全社会都会认可，被一个专业系统认可的专家，即使普通老百姓不了解这个专业，也相信他在这个专业领域内说的话是靠谱的。
现在中国的信任网络被摧毁了，比较有符号性意义的是汪晖事件，它是代表学术界系统信任的典型案例。他有没有抄袭，就算绝大多数专业外人士讲不清楚，那么在他的专业领域内，应该要有把这个问题弄清楚的机制。但是，搞了几个月，最后还是没弄清楚，它的专业系统自我净化机制失灵了，系统信任也就基本瓦解，就算政府还拨款，优厚的养着几个教授，但这个专业系统的生命力已经不存在了。假如每个专业都有自己的系统信任机制，专业系统把某个人推举出来，那么就可以确定他在这个专业领域的权威性，哪怕大家不懂这个专业，但是大家会相信他确实是精英，而不会怀疑其真实性。
时代周报：这套系统需要如何来构建？
郭宇宽：一般社会建构有三种方式，第一种是市场的方式，即通过市场交易；第二种是科层制的方式，比如政府机关，下级服从上级；第三种是社会网络的方式，比如同学、同乡、朋友关系等。市场的关系中，遵循的是价值规律，谁出的钱多，谁就有发言权；政府的科层制关系，遵从的是权力原则，谁的权力大，谁就更加权威，官大一级压死人；在社会网络方面，靠的是一种社会资本。
但是，现在中国的信任构建需要很多领域的特殊规范，比如说在学术领域，特别需要有学术共同体，用关系网络的方式来发展出来。但是现在中国的学术领域，用的是权利的规则、科层制的规则，谁官大，谁就有发言权，院长比系主任有发言权，系主任比普通教授有发言权，教授又比副教授有发言权，这一套完全是克隆政府系统。而政府系统反倒抄袭市场的规则和社会网络的规则，比如卖官鬻爵、拉关系，这是一种严重的错位，相当于社会肌体功能紊乱，内分泌失调了。不能构建让公众认可的信任系统，那么标榜出来的“精英”，其合法性就必然会受到质疑。
精英的责任跟权力和荣耀是对等的
时代周报：当前，我国社会一些政治精英和学术精英的行为与草根有明显的脱离，民众仇富和仇官的心理比较严重，这是否是精英民粹化的一个原因？
郭宇宽：就目前来看，商业精英一般不会否认自己是商业精英，有钱就是有钱，装孙子也没用。而比较多的是政治精英和知识精英的自我否认精英身份。政治精英的自我否认，是为了便于和民众进行联合，“团结大多数”。比如毛泽东本身是一个超级精英，但他不承认自己是精英，宣称自己代表人民群众，林彪就说：他是最大的人民，为他服务就是为人民服务。还打击其他的精英，这样无论在政治界还是文化学术界只剩下他一个超级精英，他一拍脑袋，就搞出个最高指示，什么大炼钢铁，以粮为纲。这种强权式的精英主义与民粹联合起来是最可怕的。
而知识精英多是“理念人”，容易活在理念之中，比如有的知识分子明明就是资产阶级，但是他跑到延安去参加革命，这是比较真诚的；但也有很多知识精英忘记了自身应该坚持的规则，而运用政治精英的那套话语系统和游戏规则来行事，大量的知识分子有民粹的倾向或者反精英的倾向，是为了博取喝彩，骗取社会认同，整天装得跟劳苦大众一样。但其捞钱手段非常下作，完全是巧取豪夺，嘴上谈良知，糊弄工农群众，私下闷声大发财，把知识分子的规范跟政治家的投机混在一起。政治家投机不能怪他，因为政治就是这种玩法，但知识分子不能这样，这是我所看到的最普遍的精英民粹化或者反精英的状况。
时代周报：其实社会对精英人物有比一般人更高的要求和期许，但是被污名化之后，一些精英为了逃避一些应该要承担的责任而说自己不是精英。
郭宇宽：对，这就是一方面要得实惠，另一方面又不想承担道德责任和接受系统规范。精英的责任跟权力和荣耀是对等的，无论对政治精英、文化精英和经济精英都一样。如果你是精英，社会就会有无数双眼睛盯着你，用更高的责任标准来要求你。
在国外，一个卡车司机去跳脱衣舞的地方看看，不算太大问题，劳动人民有这种权利享受生活，但如果你是一个议员、法官或教授，那别人就会对你进行谴责。中国现在是颠倒过来的，责任和义务包括道德都是要求老百姓的，抓卖淫嫖娼的，踹门进去就拍照，而当领导干部反而享有特权。
时代周报：有两件类似的事情可以对比一下，一个是“捉奸门”男主角陈青蓝在微博上说，“道德永远是一个个人的选择，而不存在集体的道德，请不要挥舞道德大棒来打人。”而早前香港一个知名主持人的婚外恋被曝光，他在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非常坦诚地承认了自己的错误，并很诚恳地做出道歉。同是精英，前者表现出道德虚无，后者却体现出很强的道德感知力。
郭宇宽：捉奸们里的主人公说的话也不完全错，要看从哪个角度说，当他说道德是要求自己的，他其实也就否认了自己是精英。如果他把自己当一个普通老百姓，这个话就没有错，普通老百姓有自己的弱点、欲望，这些都是可以理解的，他愿意用什么样的标准来要求自己是他个人的事；但是如果他自诩“精英”，或者要追求成为精英，那么他就要遵守更高的道德标准。作为原子化的个人，是没有统一标准的，但是做精英，就是有统一的标准。比如说普通老百姓家里夫妻闹矛盾，没什么大不了的，别人别瞎参和，但是奥巴马要是在家里和老婆打架那就会是极大的丑闻，你连家都管不好，还怎么治理国家，讲什么大道理。
从某个意义上来讲，我一直认为，做知识分子跟做和尚类似，做和尚要受戒，做知识分子也要受戒，而这种戒不是别人逼你受的，而是你自己选择的，但是一旦你选择了它，你就不能犯戒，不能剃了光头，点了香疤，又出去喝酒吃肉。对普通人来说，这些没问题，但是对你来说，你做出了这个选择，就不能这样。产生精英的土壤是系统信任，如果你要做精英，就要遵守这个系统的规则。不忠于家庭、说话不算数、贪财滥色，甚至于在公众场合抽烟，这都是不符合社会系统标准的，如果你要做精英，那你就要遵守这些标准，做一个表率，如果你说你不要这些，你就是社会的平民百姓，那就跟陈青蓝说的一样，道德标准是自己选的。
时代周报：按照一般的标准，比如“北大学子”“经济学者”“财经评论员”这些头衔，陈青蓝应该算是一个知识精英，但是在这个时候他不愿意承认自己是精英人物。如果他的辩解成立，就必须有一个前提，即他不是一个精英，而只是一个普通人物，他不需要用精英的道德高标来要求自己，是不是？
郭宇宽：对。陈青蓝确实说他是一个普通人也不过分，毕竟北大一年也都毕业好几千个学生，但假如他是北大一个院长，或者一个职业法官，那他就无可逃避了。如果在这种位置上，还要说，道德还是自己要求自己，那就没有理由了，在国外，有很多人出了这种丑闻以后，觉得自己的道德表率消失，已经不适宜再担任这个职务，就主动辞职，你辞职就行了，别人就不拿这个标准要求你了。
要懂得界定精英与民粹各自的场域
时代周报：近年，大搞改革开放30年、建国60年的经验总结，国家主义有些抬头，比如出现了《中国不高兴》《中国站起来》这样一些作品，国家主义是否也是精英民粹化的一个表现？
郭宇宽：国家主义不见得是民粹的表现，它既不是单纯的民粹化，也不是单纯的精英化，有的精英也提倡国家主义。从哲学层面，我不简单地反对国家主义，而要看它的具体语境是什么。
国家主义最早成为系统的现代理论体系在德国，像马克思韦伯这些人都有国家主义倾向，它最初是相对于种族主义或者皇权专制来说的，因此它的理论背景中是有一定的现代意义的。国家主义的好与坏要看它的参照对象，跟民主、宪政相比，国家主义坏；但是跟“家天下”或者种族主义相比，它就要好一些，这个不能用简单的一两句话来讲好坏。
摩罗（《中国站起来》的作者）的表现并不是典型的精英民粹化，他其实是自我的回归，因为摩罗本来就缺乏精英传统的熏陶，原本民粹的气质就比较强，后来有一段时间，他想朝知识精英的方向走，搞一些所谓俄罗斯传统，但是他自己也没有想清楚，到最后不是很成功，再加上俄罗斯传统中，一些文化精英就有民粹倾向，所以现在他彻底回归了。虽然他受过不错的教育，读了很多书，但是现在他似乎是系统性地反精英，走反智的道路，现在我还不能把他看明白。
时代周报：江平曾说，民粹主义思想最典型的就是“如果我是弱势，你就得什么情况都要保护我”，一切按弱势群体的要求来办。据你的理解，民粹主义思想的核心是什么？
郭宇宽：江平老师说的是民粹主义的一种表现形式，但民粹主义的核心不是强和弱的问题，而是主张大多数人认可的就是对的。这种思维具有天然的反智性质，因为在知识的规则里面，并不是大多数人认可的就是对的，比如哥白尼提出日心说，当时大多数人都觉得不对，但是最终证明它是正确的。民粹主义最核心的观点，就是“多数人认可的就是对的、好的，多数人就代表真理和道德”。无论是知识分子，还是政府官员，当他们不管出于什么动机，在自我包装上都特别强调自己站在多数人这一边，而不是站在事实和公道这一边，这是民粹的核心特征。
一个社会，有时候会有少数人的暴政，有时候会有多数人的暴政。但是，一个好的社会应该是少数人和多数人之间有一种微妙的制衡系统，这是中国目前比较欠缺的。我们容易走过头，要么少数人压迫多数人，要么多数人压迫少数人。
时代周报：你曾经讲过，要懂得去界定精英和民粹各自的场域，既不能盲从精英，也不能迷信“人民群众”，而应各安其所，相互尊重，建立一个有教养的社会，这样一个社会应如何构建？
郭宇宽：我说的“教养”，英文叫“cultivate（培养、养育）”，它的前提就是每个系统都要先形成规范，哪怕规范有问题，它都会不断进行修正、调整；然后，要有哈贝马斯所说的“公共空间”，公共空间里面会有一些公共力量，对系统的行为进行矫正，这样就能良性发展。中国是一种大一统体制，尤其是“文革”期间表现得很明显，它摧毁了各个系统的自治，而同时公共空间又被权力所垄断，在这种情况下，这种系统的规范和系统信任都难以构建，要培养出各个系统之间有教养的社会，就比较困难。
没有一个有教养的社会，也就没有一个个成熟的子系统，那样就不会有真正合法的子系统的精英。但是它的发展也不是一片漆黑，中国还是能够看到一些系统性在发育的迹象，尤其是在一些公共性比较强的领域，比如说新闻行业就在形成一套同行业共识，比如这个人虽然没有当主任、总编之类的行政头衔，但是行业内的圈子都认可他是一个卓越的新闻工作者，社会上也接受这种评价。这些东西慢慢成长以后，会渐渐地形成自己的子系统，当自治的子系统形成的时候，一个行业的规范和有公共合法性的精英群体就会自然而然地产生。
期望未来的中国有更多对自己高标准、严要求、理直气壮的精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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