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教材热销：不仅仅是怀旧
2011-02-08 上传人：新老年
[size=4] 由叶圣陶主文、丰子恺插画，1932年版《开明国语课本》重印本，上市没多久就卖断了货，连出版社都没货。与此同时，同期重印的老课本系列（还包括《世界书局国语读本》和《商务国语教科书》）在网上收获好评一片。
老课本的气质
尚是2005年，上海市小学语文教材主编徐根荣在应上海科技文献出版社邀请为民国老教材系列重印作序时，曾有这样的疑问：一套尘封百年的老课本，在21世纪的今天，会有读者吗？
而五年后的今天，处处“缺货”成为最好的回答。
如今影印再版的《商务国语教科书》（原名《共和国新国文教科书》），薄薄八小册，素色封面上干净的竖排文字，淡墨着画，一课一图，别无他饰。民国初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馆长张元济亲自担任校订。自1917年问世后的十年里，总发行量达到7000多万册。而通过翻阅这套教材，我们依稀能够看见那个开明而热情的年代：
1912年民国临时政府成立教育部，即公布了新的教育方针“注重道德教育……更以美感教育完成其道德”。新式的国文课本如雨后春笋般冒出，在此后的五年里，仅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两家，就出版了整整12套。而如叶圣陶、丰子恺、朱自清、吕叔湘、夏尊等文人名士，更是热心于小学课本的编撰，负起“这担责任的事”。到1932年，昔日仅参与编纂的叶圣陶担负起主文工作，丰子恺则负责插画，这套二人合作的《开明国语课本》，在1949年前共印了四十余版次——虽是小学教材，但在当年也算畅销书。这套意像优美的课本，选文独多自然与人、花鸟鱼虫乃至猫猫狗狗的题材。《田里的麦熟了》、《我被缚住了》……几乎构成了一组儿童田园诗，也符合1929年《国语课程标准纲要》制定的“选文要蕴涵文学趣味”的要求，“因为少年时期的学生，正是心性活动的时候，读有兴趣的文章，方足以引人入胜”。遗憾的是，上世纪30年代战火硝烟中，改版教材绝版。
在《收获》杂志副主编、作家叶开看来：“我们目前的语文课程标准，把语文工具化，而失去了人文性考量。其培养目标不是使个人自我完善的公民，而是建设者——其象征是‘螺丝钉’。由于老国语课本的教材编写并不由政府指定机构垄断，当时的优秀文学家、教育家、出版家和学者，都热心从事编写小学国语课本。《开明国语课本》的编写，就是典型的顶尖专家强强联合打造出来的精品。”
好教材，坏教材
现在有些文化名人可能也不屑于去编纂小学课本，既没有名又没有利，也没有人出来邀请，他们很难介入。但70多年前的大师们，编了一个好教材，就滋养了一代人。叶开认为，根据前辈的成功经验，现在的小学语文教材，无论如何都应该放开控制，提供自由的出版舞台，让各种教育团体组织最优秀的文学家、教育家、心理学家、出版家和学识精深的优秀学者来共同编写。教育主管部门只需要组织专家委员会来对各类出版物进行公正合理的评估和推荐，而不是现在这样——教材编写、出版已变成了一桩极其神秘的事情。教材的编写组、出版以及教材的主管部门之间所形成的磐石般链条，简直无懈可击。
奇妙的是，伴随民国教材走红的，还有表面上看起来十分不相干的《救救孩子：小学语文教材批判》。此书本是为去年语文教材批判作结，没想出版两个月后，民国教材的热销也捎带着使它再次成为焦点。这本书详尽列举出了现行教材的种种“毒素”：
首先是母爱和母亲形象不健康，要么苦大仇深要么道德完美，很少见到有血有肉的、真实生活中的母亲。其次，课本里的孩子基本上都是不快乐的，要么成人化了，要么非常态，或在恐惧中成长。第三，落后的道德观念在教材中仍有市场，比如“服从”，种种道德陷阱，在面对尚未完全形成独立判断能力的小学生时，具有相当的杀伤力……
而若把《救救孩子：小学语文教材批判》和这套突然走红的民国教材结合起来看，许多关于当下教育的困惑，或可迎刃而解。
现世教育之痛
“如果是我女儿，应该不会强迫她读她太爷爷编的这套教材吧！”谈到祖父叶圣陶编的这套《开明国语课本》时，作家叶兆言态度相当淡然。女儿未读过太爷爷编的教材而能读博，叶兆言就觉得这起码就能证明《开明国语课本》其实并非那么神乎。他也翻看过，认为其尽管好看但也有自己的时代局限性。“真的不必将这套课本看得那么重。”叶兆言强调说，并表示现在尚无加印的计划，“这应该由市场来决定”。
但叶兆言同时也坦言，《开明国语课本》最大的一个特色就是针对性，很实用。比如二年级课本中特意选取了一些文字通俗简明的篇章段落，作者很多并非是名家，但文字适合，便选来为我所有。“现在的课本一个让人担忧的倾向是，选课文变成了排行榜，所选文章承载了太多的评判”。
而在作家叶开家里，一篇以“世博”为命题的作文，却曾引发一场教育伦理的讨论。女儿乔乔因为没去过世博会，为写作文发愁，老师传授，“实在写不出可以编”。专程为写作文去了世博，女儿又为“要不要写厕所”发愁，因为“写作文要写那些漂亮的东西、美好的东西。即使不好的东西，也要写好的方面”。
社会怀旧的现实咏叹
前些时日，包括陈丹青在内的社会精英阶层对“民国范儿”的追思无异于某种社会思潮的开端。而此次网民对民国老课本的推崇，则被视为民国粉红记忆“由文字渐进为文化”的一次转身。纵然怀古是中国文化的通病，但照通常逻辑，《开明国语课本》等民国时期老教材重印后，广获好评甚至备受热捧，恐怕不能用怀旧、复古等加以定义，尤其是众多小学生一面捧着它们乐不可支，一面冷落现行《语文》课本的时候。学生“取舍”间，已然是一种现实的咏叹。
然而有趣的是，市场认可之后，理应是出版社顺应民愿，再版加印。但自2007年数次断货之后，民国老教材系列2010年开始正式断货，甚至有读者问上海科技文献出版社，得到的也是“没货”的答复。而就在2010年12月中旬，该社社长赵炬特致函各媒体，对该套丛书的热销表示“忐忑不安”，并声明“出版社从来没有对老课本的出版做过言过其实的宣传，更没有进行炒作”，“我们坚持力挺现今语文课本的立场”，“在面对不断的市场需求中，将会严格控制印数”。这一意味深长的表态，成为继老教材热销之后，又一个难解之谜，同时亦是如此的讽刺。
（摘自《国际先驱导报》杨梅菊 文）[/siz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