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教育走了弯路：重新审视民国时期的教科书
2011-01-03 上传人：新老年
[size=4] 我们的学术研究及教育等诸事，似乎往往有厚古薄今，重远轻近的倾向。提起思想学术，言必称孔子老子，提起教育文化，无不远学英美诸国，而单单忽视我们的近代，例如民国的研究。也忽视向我们的近邻——同我们一脉相承的香港、台湾及新加坡学习！我们为此走了许多弯路，这种代价的恶劣影响不可估算。[/size]
[size=4] 前几日，由叶圣陶撰文，丰子恺配图的民国1931年国文课本——开明国语课本(上下册)卖得脱销，我马上为我的侄儿在网上订购了一套。拿回来一翻，不仅爱不释手，虽是为儿童所编，但清新活泼。最大的感受是：这是一套从儿童的心理出发，图文并茂，极能引起读书兴趣的教科书。里面涵盖了一个健全儿童所必需的知识和精神而鲜有意识形态的东西。它里面没有要同学们“热爱中国GCD”的口号，有的只是作为一个公民所应具有的基本素质和作为一个人具有的美感和情趣。在这里无关君王权贵，透着公民皮肤上的冷暖，不呼口号，不居高临下，不繁文缛节。仁、义、礼、智、信，家国之源、江山之美、永恒之义，多在平白明净的故事当中。[/size]
[size=4]例如：有一课为：职业[/size]
[size=4] 这篇课文，将深奥的道理和做人的规劝溶于形象生动的故事里，引起学生的趣味，不喊口号。这18个字，说出生命的庄重和进化的自然选择。人不可无职业，人不可无奉献，劳作并不是仅仅为了赚钱，它也是一个人存在的价值体现。这世上的职业千万，有需要就有职业；可世上好职业只有一种，那就是适合自己的爱好又能谋生的。它通过短短几句话，让小孩子意识到各司其职，各尽所能的重要性。如果换成我们现在的教科书，则要写成“我们要爱劳动”这样的口号，没有了美感，也没有了启发性。这，才是教育的真谛。[/size]
[size=4] 还有一例，是讲合群的。文章这样写道：第46课（下册）：合群生活
今天下午开演讲会，刘余庆讲鲁滨逊的故事。末了他发表他的意见，说：“鲁滨逊在荒岛上住了二十八年，自己弄来吃，弄来穿，弄来用，完全靠他一双手，真是了不起的英雄。我们应该学他，一双手要能做一切的事。那么，就是独个儿生活也不要紧了。”
他讲完了，我接着登台演讲。“鲁滨逊遇到了最大的困难，能够想出方法来对付它，这种精神是可以佩服的。他自己的生活能够自己料理，当然也是很好的行为。不过，鲁滨逊的故事是做小说的人想出来的，并不是实际的事情。讲到实际，人类向来是合群生活的。你做这一件，我做那一件，共同努力，共同受用，生活才得安舒。如果各做各的，不相往来，即使能够同鲁滨逊一样，也不过住一个狭窄的山洞，穿几张破烂的兽皮，吃一些粗糙的麦饼罢了。我们有这样的房屋住，有这样的衣服穿，有这许多的东西吃，有这许多的物品使用，这不是一个农人做得到的，也不是一个工人做得到的。必须无数的农人和工人合起来，才做得到这般地步呀。所以，鲁滨逊的精神和行为虽然可以佩服，但更可称赞的却是人类的合群生活。”
这其实就是一篇关于自由的哲学宣言！新时代的现代公民要自由、要民主，但自由不仅仅是个人行为，更是在合群下的个人自由，当没有自由、没有民主的时候，只有团结起来，才能争取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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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ze=4] 我看了这些文章，进一步印证了我的一个猜想：民国时期，这是我们国家文化发展的一个黄金时期!尽管有战乱和贫穷，但自由和宽松的社会氛围反倒促进了文化和教育的发展。那是一个文化大师辈出的年代，鲁迅、胡适、陈独秀、梁启超。。。。。。一个个响亮的名字，他们的作品的深度和广度，已经远远超出现在的学术水平和思想高度。我们现在谈论的一个所谓民主、法治、平等，这些他们在当时都已经研究的很透彻了，可以这么说，在这个时期，无论学术或教育，其积累的知识和经验永远是我们的一笔财富！远的不说，就拿我的专业领域法律来说，民国时期的法学著作的深度和广度，已经超过了现在的水平。我们的“六法全书”，其体例之完备、文字之严谨，远非现在的相互矛盾的法律条文所比拟。可惜，我们的革命领袖，以大无畏（应该是大无知）的革命气魄撕毁了六法全书，而且在一个时期居然废除了法律，也停止了正常的大学教育，甚至了禁止了人民读书的权利！领袖自己喜欢读书，可偏让其它人无书可读！这种骇人听闻的举动也许在其它国家是无法想象的。结果，改革开放后，文化就有了一个断层，教育也是如此。结果几十年下来，有文凭的人多了，但知识却少了，大学多了，但大师少了，这一切，不能不归罪于某个人领导的所谓“革命”，而且，如果这种愚民思想一天不除，就断不能教育出一个完整的人来。[/size]
[size=4] 不仅是小学教科书，你可以对比下现在和民国时期高中及大学的教科书，你也会同意我的观点，这几十年的教育和学术，算是走了弯路了。大中小学校的教学体制一天不改革，就绝不会有新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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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ze=4] 有人说民国时期独裁，民国政府腐败，这也许不假，但诸事多有比较才能看出：民国时期可以有私立大学，可以有教会大学，现在最出名的几所大学都是当时民国的底子发展起来的。民国可以私营报刊，组织反对党派。这个最独裁的政府居然没有新闻检查制度！居然出现像鲁迅这样，拿着教育部的工资却同时可以骂政府，这在现在早就可能被和谐了。于是常常有这种情况，国min党报纸，社论反共，副刊却在宣传马列主义，唱反调。这种状况在我天朝就无需担心，宣传部，政治部，党委/，可不是吃饭不干活的。[/size]
[size=4] 再看民国大学教科书的内容，你会大吃一惊，无论是语言之活泼，还是思想之深刻，远不是现在马列毛概邓论三代表课程比的。[/size]
[size=4]例一：民国35年出版的大学大一新生的英语教材。除了出版信息之外，全是英文，没有单词注释、课文翻译、课后练习。文章难度相当于现在研究生英语。[/size]
[size=4]例二：[/size]
[size=4]“假使我民族不是遇着帝国主义压迫的空前大难关，以一个曹操、司马懿之流的袁世凯当国主，树立一个新朝代，那我们也可马虎下去了。但是我们在20世纪所需要的，是一个认识新时代而又能领导我们向近代化那条路走的伟大领袖。袁世凯绝不是个这样的人，他不过是我国旧环境产生的一个超等大政客。在他的任内，他借了一批大外债，用暗杀的手段除了他的大政敌宋教仁，扩充了北洋军队的势力，与日本订了民国4年的条约，最后听了一群小人的话，幻想称帝。等到他于民国5年6月6日死的时候，他没有做一件于国有益、于己有光的事情。”
——蒋廷黻《中国近代史大纲》教材
“总而言之，亘中古之世，宗教不啻是欧洲人生的唯一元素。他如天罗地网一样，任你高非深蹈，出生入死，终休想逃出他的范围来。“所以宗教革命的意义，不啻便是这个拆城毁壁的事业。国王欲取回本来属于他们的城砖屋瓦，人民要挥走那般如狼似虎的守卒，信徒又要看一看那光华久藏的明珠（笔者注：基督教教义）。于是一声高呼，群众立集，虽各怀各的目的，但他们的摩拳擦掌，却是一致的。他们的共同目的，乃是在拆毁这个巨堡。因此之固，宗教革命的范围便如是其广大，位置便如是其重要，影响便如是其深远了。”
——陈衡哲《西洋历史》历史教科书
这些是教科书的语言吗？如果现在的教科书以这样的语言写出，学生们能不爱看吗?
开明的教育体制必将结出硕果：有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是，到目前为止，华人共有8位华裔诺贝尔奖获得者，其中有5位（李政道、杨振宁、李远哲、崔琦等）生于我国民国时期的二三十年代，接受的是民国时期的教育。而自建国以来，新中国培养的学生中只有高行健一人，而且还是文学奖，自然科学奖一个也没有，当代教育是不是应该反思？
改革教育，先向民国学起！
附：
思想文化面相：因自由而繁盛（张鸣）
不管怎么走，一直走到1949年国min党从大陆溃败，它并没有实现一个真的专制，或者说是一个立体的专制。而且它的过程很漫长，在这过程中，实际上它给中国的思想文化，中国的大学，中国的教育，中国的思想界，中国的艺术界留了特别大的空隙。所以这一时期，可以看到，确实是思想文化的繁盛时期，是一个教育的繁盛时期。
我前面讲过了，其实一直到国min党时期，蒋介石特别想进大学，特别想里头有党化教育，有个人崇拜，他特别想，但他就没有做到，他穷一生精力都没有实现
中国大学从1898年京师大学堂开始算起，经过二三十年的摸索，的确后来形成了一套，虽然后来有很多野鸡大学，但是人们不在意它，就像现在美国也有野鸡大学一样。但是在众多野鸡大学里有鹤立鸡群的仙鹤，有好大学，而且也不少，这是什么原因呢？
中国人办大学，历史形成的格局是开放的，从北洋时期到国min党，甚至从清末开始就是开放的，没有人敢对外国人说个不字，必须让外国人进来。而且整个经济是二元的，在北洋时期没有什么国有经济，在国min党时期有国有经济了，但没有强大到垄断的地步。所以总是有一块领域是政府管不到的。这样大学就形成了三种格局：国立大学、私立大学、教会大学，三足鼎立。
像今天的北师大，一个重要的根基就是辅仁大学，它就是天主教的。如果没有辅仁这个底子，北师大不会这么强壮。当年很厉害的就是辅仁大学。北大现在是鹊巢鸠占，原来是燕京大学，也是教会大学，是新教的。协和医学院，当时确实是世界一流的医学院，是中国西医的开创者，也是教会大学。南边的圣约翰、华西等等都是。国立的，最标准的是北大。国min党时期还有中央大学。清华实际上是半国立，因为它始终有一笔庚子赔款在制约它。南开大学是私立的标版。
这样的大学确实办的非常棒，这种开放使得大学只能这么办。因为外面就是这样办的，教会是这么办的，私人是这么办的，受外国资本支持的大学也是这么办的，那国立的大学就只能也这样办，要不这么办就没有竞争力。
在民国，大学运转的过程中都办的像模像样，以至于说某些军阀要来办大学的时候，都要比着这样来。唐继尧办云南大学，当时叫东陆大学；张作霖办东北大学，现在还在，虽然已经不是以前那个了。曹锟也办了个河北大学，但是现在河北大学不往那段追溯。他是学校的董事长，每次去学校，他不敢干涉用人；发工资的时候，让他的副官装一大盘子大洋送过去，还是下跪送过去的。教育怎么办？我们讲就是学术自由，教授治校，非常简单，只要坚持这点就行。
时候基本上还是保持了学术自由，教授治校，或者说对大学自治的一种基本尊重，于是我们就觉得民国时期的大学真好，而且教授们在抗战之前生活很安逸，只要去到一个好点的大学任教，就能过很舒服的生活。如果是留英美回来的，到一个大学，就能得到四百多块的月收入。是什么概念呢？当时的警察一个月八块。
再就是思想界，大学如此自由，那么基本的言论自由就是可以保障的了。你可以办杂志，只要想办就可以办，《新青年》就是这样自己办起来的，教材也是如此，都是民间自由办起来的。
结论：第一、国共两党在教育理念上具有很大的不同，整体上评价，国min党在教育上所持的理念比之于共产党具有进步性，五十年后台湾在民主和宪政方面的成功实践，与国min党在教育上对国民所做的公民训练是分不开的。第二、一九四九年后，新政权在国家的民主和宪政方面没有进行过有诚意的实践，它将公民教育从小学课本中取消就是一个例证。第三、一九四九年以后，对于过去的教育遗产，新政权采取了一种全部抛弃的态度，这使它在教育上更为退步，它要人民将党和国家视为同一的目标，而且是以党在国上为主要教育理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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