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者之风山高水长
2010-09-19 上传人：新老年
[align=center][font=华文琥珀][size=5][font=黑体]长者之风 山高水长
[/font][/size][/font][size=4][color=#000000][font=宋体]——[/font][/color][font=华文行楷][size=15pt][color=#000000][font=Calibri]怀念杭州二中老校长黄怀仁先生
[/font][/color][/size][/font][/size][font=Calibri]作者：沈念驹[/font][/align] [font=楷体_GB2312][size=4] *作者介绍：
1940年12月14月生于浙江德清县新市镇，分别在湖州二中和湖州中学完成初中和高中学业，1963年毕业于杭州大学外语系俄语专业，即在杭州二中任外语教师。1981年调入浙江人民出版社，任外国文学编辑室副主任，1983年转入浙江文艺出版社，历任外国文学编辑室主任、副总编、编审。2001年退休。历任的社会兼职有：浙江省外文学会、翻译协会及出版工作者协会理事，浙江省作家协会外国文学委员会主任、作协创研部特约研究员，浙江省比较文学与外国文学学会常务理事，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外国文学出版研究会理事、副会长等…… [color=red] [/color][url=http://www.xinlaonian.cn/snj/mxm-js.asp][color=red]详情点击[/color][/url][/size][/font]
[align=left] [font=宋体][size=4][color=#000000]……距上课铃响只有十几分钟了，我竟连在什么班上课，上什么课，课本和备课教案本放在什么地方都茫然不知。而我的课程表就贴在教案本的封里，怎么办？情急之下我跑到教导处去看墙上的全校课程总表，可是眼前一片模糊，什么也看不清……于是我醒了。[/color][/size][/font]
[font=宋体][size=4][color=#000000]以上是我多年来反复梦见的一个场景，尽管我现已年届古稀，且离开教师岗位几达三十载之久。其实在我大学毕业以后十八年的教师生涯中，上述梦境中见到的事在我身上从未发生过，而且浙江省著名重点学校杭州二中多年形成的传统，根本不允许这样的事发生。然而这样的场景却至今依然在我睡梦中频频出现，只是情节稍有变化：有时发现自己在这样的状态下匆匆走进教室，看见后面坐满了外来听课者；有时在恍惚中边走进教室，边快速转动脑子，思考着如何应急，将这堂课应付过去……每当从这样的梦境中醒来，我常常想：自我进二中工作到调离的十八年间，从未听说过哪一位教师因没有备课而受领导批评，绝大多数人都自觉地认真备课上课，我自己更是谨记领导的要求，提前备好两星期甚至更多的课，不敢懈怠。那么是什么使我时时感到这么大的无形压力，以至在离开教师岗位如许之久依然魂牵梦萦呢？细思之余，我得出结论：是氛围，一种业务上兢兢业业、不断进取、毫不松懈的氛围。在这种氛围里，久而久之形成了一种风气，虽然没有人时常对你耳提面命，也没有时下流行的繁复检查和考评，你却懈怠不得。这种氛围使我在潜移默化中自觉地养成认真踏实工作的作风，而且终生受用。在十八年的教师生涯中是这样，在尔后二十余年的编辑生涯中是这样，甚至到了退归养拙之年，再度受聘给某校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生开设《出版物策划与编辑》课程的时候也是这样。每当我从上述梦境中醒来，意识到自己原来是这种氛围的受惠者，便常常会想到它的倡导者和营造者，我敬重的长者和良师益友，杭州二中的老校长黄怀仁。[/color][/size][/font]
[color=#000000][size=4][font=宋体]杭二中成立于[/font][font=Calibri]1951[/font][font=宋体]年[/font][font=Calibri]8[/font][font=宋体]月[/font][font=Calibri]1[/font][font=宋体]日，由原美国基督教浸礼会办的蕙兰中学和国立浙江大学附中合并而成。[/font][font=Calibri]1949[/font][font=宋体]年[/font][font=Calibri]5[/font][font=宋体]月[/font][font=Calibri]3[/font][font=宋体]日杭州解放以后，记者身份的中共地下党员黄怀仁参加军管会，转到文教部门工作，尔后进入新成立的杭二中，先后任教导主任，副校长、校长。在他的领导下该校有了明显的起色。到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之交杭二中已经成为杭州市教育界的先进单位。由于校长黄怀仁办学有方，有自己明确的办学思想和治校方略，当时的中共杭州市委书记王平夷曾称赞他为“党内教育专家”。他与本市另三所重点中学的校长，即一中的金亮、四中的王鸿礼、女中的张学理，被誉为杭州中学界的“四大金刚”。在我被分配到二中工作的[/font][font=Calibri]1963[/font][font=宋体]年秋，杭二中被省教育厅确定为浙江省实验中学。从此该校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时期，黄怀仁校长也开始按照他对教育方针的理解和自己的办学思想实行大刀阔斧的改革。[/font][/size][/color]
[font=宋体][size=4][color=#000000]进二中不久我就感受到了那里浓郁的业务氛围。除了大家都在认真地备课、改作、上课外，同事间相互学习、研究探讨问题的风气很盛，业务进修也抓得很紧。凡此种种都和校长的倡导与要求有关。刚进校的时候就听同事说校长很重视业务，对业务上努力不够或业务能力较弱的教师会毫不留情地指出或批评，甚至将不称职者调离，而对业务上上进心强、表现好的教师则不仅及时表扬，对待他们的态度也特别和蔼。后来我在实际工作中真切地感受到了这一点。[/color][/size][/font]
[color=#000000][size=4][font=Calibri]1963[/font][font=宋体]年[/font][font=Calibri]8[/font][font=宋体]月[/font][font=Calibri]31[/font][font=宋体]日[/font][font=宋体]。我带着市教育局的介绍信辗转来到杭二中当时的老办公楼，走进一个挂着“教导处”牌子的房间，问里面的一位中年人：“请问新教师在哪里报到？”后来我得知此人就是教导处主任楼梦今。他看了看我的介绍信，便带我走进对面的一间办公室，向坐在里面的一位戴眼镜、理着花白板寸头、身体微胖的中年人说：“黄校长，这是来报到的新老师。”黄校长接过介绍信，看了一眼对我说：“你就是沈念驹？你教高一两个班，初二一个班。现在让秘书带你去看看寝室，再去领课本、备课笔记本和办手续。”接着对与此间有一扇门相通的隔壁房间喊道：“汪忠勋，你陪沈念驹去看看寝室，办好手续。”汪忠勋应声从里间出来，带我走出校长室。整个过程不超过两分钟，没有任何客套、寒暄和废话，似乎让人不好亲近。然而有一个星期天的上午，我在寝室里看书，黄校长却来到我的房间，我连忙让座，他微笑着在床沿坐下，开始和我聊家常，问我星期天怎么过。我说半天自由活动，搞搞个人和寝室卫生或逛书店，半天进修，晚上备点课。他听了劝我别搞得太累，要适当休息。然后他又问我看些什么书，我们便就进修、备课等问题聊了一会。闲聊中他特别强调了超前备课的重要性，说必须提前两周备好课，这样才能做到有备无患，应对突然出现的情况。（后来才知道超前两周备课其实是学校对教师的刚性要求）[/font][/size][/color]
[font=宋体][size=4][color=#000000]一开学，校长就接连听了我两星期的课。到第三个星期的周二晚上政治学习时间，在全校教工大会上，他表扬了我们同一批分配来校的七个新教师中的一部分人，说通过对今年分配来的几位新同志两个星期的跟班听课，认为下列同志课上得比较好，接着报了有关教师的姓名并对他们一一作了简要的点评。我也忝列其中，因而备受鼓舞。[/color][/size][/font]
[font=宋体][size=4][color=#000000]黄怀仁校长的行事风格干净利落，毫不拖泥带水，更不虚与委蛇。全校教工大会上他的讲话总是非常简单明了，重要的事他会重复一两遍，以引起大家的重视，其余的一语带过，绝不啰嗦。他常到各个教研组走动，时而与某一位或几位教师谈谈工作，也是简洁明了，从无废话。然而这也容易给人公事公办和不好亲近的感觉，有的人甚至有点怕他。大概是在来二中工作一个多月的时候，我在一次路遇的闲谈中与他说起群众中有人怕领导，我对他也有类似的感觉。他依然带着那次在我寝室里见面时的微笑，问我为什么。我说大概是你的态度太严肃，除了工作好像没有别的话题，使人觉得不好亲近。他承认自己有这个毛病，说自己其实并没有别人说的那么可怕和不可亲近，以后有什么话尽管说。我记得那次谈话中我说想当班主任，以便尽快熟悉教育工作的各个环节。他要我安心上好课，说当班主任以后有的是时间，接着他向我说明了对我现在工作安排的意图：之所以让我同时教初高中两个头，是想让我在三年的时间里把初中和高中的全套教材都过一遍，以后全力以赴教高中时对初中教材心里也有数了，知道两者的衔接，教起来方能得心应手，到那时再当班主任也为时不晚。我还谈到我教的初中班上课时纪律不大好掌握，他便向我传授经验，说初中生的年龄特征是兴奋点容易转移，注意力在一个问题上不能停留太久，否则就会不耐烦，所以课堂里要经常变换教学方法：一会儿读读，一会儿写写，一会儿回答问题……使他们在不知不觉中一堂课就过去了。那次交谈使我与他拉近了距离，我对他也没有了那种拒人于千里之外的感觉。[/color][/size][/font]
[font=宋体][size=4][color=#000000]后来他多次旁听我们教学小组的集体备课，还时常插话，甚至和我们争论，有时争得挺激烈，双方都面红耳赤，不过事后他像什么事也没有发生过似的。渐渐地，我觉得校长其实是个很好亲近的人，前先见到他时的那种拘谨感在我身上烟消云散了。[/color][/size][/font]
[font=宋体][size=4][color=#000000]而他对人批评的毫不留情，我也在一件事上有了充分感受。有一次，我的同事，也是大学时高我一届的学长杨文锦激动地走进办公室，就他对课本中一个语法现象的解释和我探讨，我说他解释得不错；他说听他课的教研员却认为他解释错了，还反映到了校长那里，校长因此与他当面开销，说他课堂上弄错语法概念，教研员都反映到了他那里，要他好好加强进修。老杨不服，但一时又找不到根据来辩诬，所以来对我说了。我于是从书柜里取出黑龙江大学俄语系编写的《俄语语法》，翻出有关章节中相应的阐述，证明他的解释没有错。此事后来自然以校长承认批评有误而圆满解决，而黄校长在业务上对人要求的严格和为此不留情面的作风也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color][/size][/font]
[color=#000000][size=4][font=宋体]不过在业务上对人严格要求的同时，他又是十分通情达理和宽以待人的。我经历的一件事颇能说明问题。当时他正好听我的课，内容是英语动词的一个时态——现在完成时。由于文化背景的不同，中国人要理解这一汉语里没有的语法现象，不那么容易。我在黑板上排列了以往课文中出现过的与该时态有关的句子，逐句分析该时态在句中的意思，费了不少劲才让学生领会。接着要讲解的是该时态的构成，这相对地比较容易，只消一句话：[/font][font=Calibri]have+[/font][font=宋体]过去分词[/font][font=Calibri]([/font][font=宋体]如[/font][font=Calibri]haveworked)[/font][font=宋体]。需要向学生介绍的是过去分词的构成，也就是动词原形变成过去分词的几种情况：有些动词原形在加[/font][font=Calibri]-ed[/font][font=宋体]时本身会发生一点小小的变化，还有，不规则动词的过去分词形式特殊。课是勉强上下来了，但我觉得自己和学生都不轻松。下课后校长对我说，看来你和学生都比较累，是不是可以这样：这节课就讲构成，重点放在过去分词的构成，把它讲透练透，意义放到下节课去解决，免得夹生。我认为这个主意很好，在接下去的另一个班里就按此办法上，果然成功。我赶紧将这个意见告诉平行班的同事，他也作了相同调整，取得相同效果。[/font][font=Calibri] [/font][/size][/color]
[font=宋体][size=4][color=#000000]除了超前两周的备课制度外他还建立新老教师结对、以老带新的制度，把新老教师安排在同一个备课组，教平行班，使新教师在老教师的传帮带下较快地熟悉教学业务。与我结对的是教研组副组长姜乾道，我们两人合作得非常愉快，彼此的友谊保持至今。[/color][/size][/font]
[font=宋体][size=4][color=#000000]教师的业务水平最终要体现在教学上。黄校长有促进大家在这方面奋发向上的一套好办法。他十分强调教师间的彼此听课，而且规定每个教师一学期内听别人的课不得少于五十节并责成教研组长督促落实。他自己更是身体力行，每周花大量时间听教师的课，听课的对象无新老之分。听完课以后当然要彼此交流，被听者要向听课者听取反应，听课者也会如实地提出自己的感觉或商榷。由于在二中彼此听课已经蔚为成风并且制度化了，听者和被听者对此都习以为常，谁也不会感到紧张和不自在。其次，当时杭二中的课堂是开放的，任何人，无论是本校的还是外校的，都可以走进任何一个教室听课而不必事先通知被听课者。每一个教师进教室上课时看到后面坐着听课者，都会若无其事，从容以对。要做到这一点，充分备课和胸有成竹，是必要前提。在这样的氛围里，谁会掉以轻心呢？黄怀仁校长倡导与营造的这种业务氛围，加上他的其他措施，使二中形成了一支业务上精益求精、敬业爱岗的教师队伍，该校得以跻身浙江省名校的行列自在情理之中。[/color][/size][/font]
[font=宋体][size=4][color=#000000]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对这位校长的好感也与日俱增，甚至在他因参加四清工作队而暂时离校的那段时间里，反而想念他了。那时省教育厅派了一个姓唐的处长来代理校长的职务。此人是个“左”得可以的角色。当时正值阶级斗争的口号叫得甚嚣尘上的年代，他便在二中大抓所谓的阶级教育，让工农家庭出身的学生写自己家庭的苦难史，要非工农家庭出身的学生写自己家庭的剥削史，然后将这些材料编印成册，准备分发给全校学生作为阶级教育的教材。此事在校内师生中造成了思想混乱，更使非工农家庭出身的一部分人感到巨大的精神压力。尤有甚者，一名当班主任的初中语文教师骆某对此极尽逢迎之能事，借势推波助澜，将自己班里一个小业主家庭出身的学生与同班一个工人家庭出身的同学之间一般的小孩子吵架上纲到阶级斗争高度，作为阶级报复的典型事件，出了一大块黑板报，放在学校教学大楼五爱堂前醒目的位置。幸好清晨被校党支部书记黄君发现，及时制止，责令立即撤除，否则学生一到校，后果不堪设想。但住在校内的部分教师已经看到，对此议论纷纷。唐某人的极“左”措施和跋扈行为引起了广大师生的反感，我尤其感到气愤。有一天晚上政治学习时的教工大会上，他声色俱厉、指名道姓地批评训斥两名教师，一位是化学教师，因为有学生反映他改作业时把一道题改错了，另一位是当班主任的年轻初中地理教师，因为他严肃地批评了班里调皮捣蛋的两个军干子弟，前者被唐某上纲到对工作绝对不负责任，后者被上纲到对干部子弟毫无阶级感情，是阶级立场问题。当时会场的气氛一下子紧张起来，不少人面露不平之色，却敢怒不敢言。散会后回教研组讨论，我已怒不可遏，说“岂有此理，以后谁还敢工作！他如果这样讲我，我一定和他干！大不了教师不当！”幸好姜乾道及时劝住了我，否则以后不知会闹出什么后果。唐某的倒行逆施引起了公愤，黄君同志及时向教育厅领导作了汇报，唐某迅即被召回，他那阶级教育教材也因黄君的坚决抵制而没有发放。[/color][/size][/font]
[font=宋体][size=4][color=#000000]我在唐某代政的短暂期间，心中感到说不出的压抑和郁闷，因而非常想念与我并无深交的黄校长。就在唐某被召回前不久，黄怀仁校长因事回校一转，在校园里碰到我，和我热情握手，我心里感到特别亲切，特别温暖。虽然有千言万语想对他讲，但知道不是说话的时候，便匆匆走开了。唐某的作派和黄校长的处事方式相去何止十万八千里！黄校长也有严肃批评人的时候，说话也不留情面，但从无恶意，一般不会在大庭广众面前随便批评一个人，更不无限上纲，事后也不会揪住不放。当时我心想，如果黄校长在，绝不会出那种事。不过那时我只是个初出茅庐的年轻教师，除了备课组活动、听课后的交流或偶遇，与校长的接触不多，更无由深谈，对他的认识也仅限于感性层面的初步印象。[/color][/size][/font]
[color=#000000][size=4][font=宋体]我对他的办学思想和治校方略感性的认识与理解主要在[/font][font=Calibri]1963[/font][font=宋体]年至“文革”开始前的那段时间，至于更深层面上的认识则是在若干年以后，当他在“文革”中蒙难并长期靠边，而我正好迁入解放街[/font][font=Calibri]42[/font][font=宋体]号学校宿舍区与他结邻而居，有了更多接触与深谈机会的时候。[/font][/size][/color]
[color=#000000][size=4][font=Calibri]1969[/font][font=宋体]年初夏，我居住的校传达室楼上简陋的单身宿舍区里我成了最后一个居民，因为除我以外的单身客均已陆续结婚他迁，两位本有家室的也迁入了家属区。有一次我上课回来，发现房门被撬，室内遭窃，这座荒凉的破屋已不宜人居了，我这才被安排到黄怀仁校长所居的院内一间朝北的房间。他的居处在与我隔院相对的一排平房里，连他一共住着四户人家，屋顶是青盖瓦，夏天炎热不堪，是整个宿舍区最差的住房之一。而我的房间虽然朝北，却高轩敞亮，夏季十分阴凉。其时学校原有的老三届学生均已上山下乡，工宣队和革委会管理学校，对被打倒人员的大规模批斗已然结束。黄怀仁校长虽然还处于靠边阶段，相对地已是自由之身。我依然是单身一人，所以每天午休时间他便夹了一条草席到我的房间“避暑”。我要把自己的床铺让给他，他说什么也不肯，就在我床前席地而卧。其实我们俩谁也不睡，而是海阔天空地聊天。就在每天这样的海聊中我逐渐对他的教育思想和治校方略有了比较深刻和全面的了解。[/font][/size][/color]
[font=宋体][size=4][color=#000000]综合前前后后工作中的所见所闻所感和他在“文革”中后期与我所谈，我觉得王平夷对他的评价可谓一语中的。他认为学校教学工作的要务是两条，即落实“双基”和培养学生分析问题与解决问题的能力。所谓“双基”就是基础知识和基础训练。这一条落实了，教学大纲的要求也达到了。要达到这一点，必须吃透教材，找准基础知识点，然后围绕基础知识设计基础训练的内容和方法。为此要求教师认真做好个人备课和集体备课。落实“双基”还要求“一以贯之”，使各基础知识点在整个教学过程前后连贯，持之以恒地训练。自二中被确定为省实验学校，黄怀仁校长把教改的重点放到了对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能力的培养上。他非常欣赏上海育才中学校长段力佩的教学主张和教改措施，在杭二中大力宣传和推广。他主张课堂教学的方式要把教师活动为主改为学生活动为主，提倡让学生“读读议议”的教学方法，即让学生就教材的某一内容先自己看一会书，然后彼此议论交流，在此基础上教师或提出问题让学生自己解决，或让学生自己提出问题自己解决。这样做的好处是把学习的主动权交给了学生，使其学得生动活泼。但这样一来以教师为主导的传统被彻底破除了，许多教师不仅难以接受，也难以适应。一段时间里教师们对他的主张反应甚为冷淡。于是他到各个教研组去耐心做说服工作，甚至亲自出马上公开课，号召全校教师去听他的课，如果听了觉得好，就照这个方法改，如认为不好，仍可以一切照旧。有一次他真的上了一堂语文公开课，全校文科教师都听了课。这件事与其说表明校长用新法上的课一定有多少高明，不如说它具有一定的示范意义：校长那么不遗余力地推行新的教改，而且身先士卒，带头实验，其他教师何尝不可一试呢？此后教师中思想上的阻力逐渐消除，愿意尝试的人也多了起来。他还反对对学生作文的精批细改，认为是费时费力而收效甚微的做法，不止一次在全校教师大会上说，你改得再精再细，仍会百密一疏，本子发到学生手里，多数人只看你打的分数，不会去看你的批改和长篇评语。与其这样，不如重点批几本，按上中下三类到课堂里讲评，说明好在哪里，差在哪里，然后将教师的批改作为范本，让学生照样交换批改。如果不是他被调去参加四清工作队，如果不是紧接着爆发了“文革”内乱，使一切正常工作陷于停顿，这场教改应会搞得有声有色，修成正果的。[/color][/size][/font]
[color=#000000][size=4][font=宋体]教师们对校长倡导的教改反应冷淡并非由于思想保守，而是另有苦衷。多少年来高考升学的指挥棒一直影响着学校教学工作的方向。二中当年之所以成为市教育界的先进单位，教育厅之所以将其确定为实验学校，与其多年来的高考升学率一直名列前茅有关。教师们担心新法是花拳绣腿，表面上热热闹闹，实际上双基落实不了，到高考时一败涂地。对此校长自有一番说法。他认为升学率确是衡量学校教学质量的标准之一，但升学率不是靠单纯的片面追求就能达到的，而是通过平时脚踏实地的工作使学生真正掌握了活的知识，具备了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自然而然出现的结果。我曾耳闻他与外语组一位老教师的一番对话，这颇能作为他上述思想的一个注脚。有一次教学小组集体备课时，那位老师建议去搞来市里其它学校外语统考的试题，让我们的学生考一考，或干脆参加市里的统考，看差距有多少。旁听的校长立马插话：“我看你存心不良。”那位老师也寸步不让，带着上海腔说道：“喔哟，校长先生，我哪能（怎么）是存心不良呢，我还不是想让我们的学生高考考得好一点吗[/font][font=Calibri]![/font][font=宋体]”“那就不要去理睬统考那一套，札札实实做落实双基培养能力的工作，到时间高考成绩不会差。”“我们不参加统考，万一到时间成绩不如人家，侬不会讲我们工作没做好吗？”“不可能，就是不要理睬统考那一套，我们不参加！”[/font][/size][/color]
[font=宋体][size=4][color=#000000]黄怀仁校长的高明之处还在于自己业务上拿得起。他上世纪四十年代后期毕业于浙江大学外文系，后又攻读西洋史研究生，上英语课自然不在话下，可贵的是他还能上语文课、数学课，此外还熟悉理化和历史，各门课程的教学大纲要求他了然于胸，故在旁听集体备课时，或听课以后，能发表言之有物的意见。教师们服他，原因盖出于此。有一次他听一位在本市中学数学教学界颇有名气的老教师的课。听完课那位老师笑眯眯地和他说起了客套话：“校长先生，听了课么总要提提意见喽。”校长反问：“真的想听？”“想听！”“那么我告诉你，你这堂课表面看来可以说天衣无缝，学生和教师彼此的呼应也做得很好，似乎相当漂亮，但是你没有备好课。”“什么？我这样的人还会没有备好课？！”“不服吧！我告诉你，按照教学大纲，你这堂课的内容应有两个要求，而且应在一个课时里达到……”于是校长向那位老师说了大纲的要求，说他这堂课只达到了第一个要求，第二个要求肯定要到下堂课去解决，所以堂内密度没有达到大纲要求，这就是说他没有备好课的根据。那一位听了说道：“嘿嘿，昨天夜里我下象棋下到了三点钟，是没有备课。”[/color][/size][/font]
[color=#000000][size=4][font=宋体]黄怀仁校长对各门课程在初高中六年教学的不同阶段应占什么地位有清醒的认识，在不同阶段对不同课程应投放的教学力量有自己的统筹安排。他认为语数外三门课是整个中学阶段的重点课程，必须坚持不懈地化大力抓好这三门课的教学。理化两门课的不少内容初高中的课本里有重复，所以在初中阶段理化不是教学中要抓的重点，该阶段的重点就是语数外。到高中阶段理化要放在突出的位置，学生理化两门课的基础如何，对其高考成绩和今后的深造至关重要。考虑到对学生文化素养的全面培养和报考文科学生的需要，在高中阶段史地两门课的教学也应受到相当的重视。至于语数外三门基础课，在初中和高中的要求也各不相同。数学是基础的基础，中学六年里始终不能放松。初中外语教学的重点要求是使学生掌握四千的词汇量，为其在高中阶段的提高打下扎实基础。高中阶段的外语教学则要注重对学生听写读说四会能力的培养，不仅要扩大词汇量，还要注意阅读材料的深度。初中语文教学的重点是解决学生阅读理解和文字表达的能力，作文水平的高低在初中阶段已基本定型，到高中阶段只是提高的问题。高中语文教学的重点是提高学生的文学修养。这些思想他在与我午休时的海聊中说过，“文革”结束后对新任的校党支书、[/font][font=Calibri] [/font][font=宋体]早年的学生邵思忠还专门嘱咐过，这是邵亲口对我说的。可见黄怀仁校长对如何办学有完整的思路。[/font][/size][/color]
[font=宋体][size=4][color=#000000]黄怀仁校长曾说自己办学除了抓教学，主要做两件事：人和钱。这实在是抓住了要领，用现在流行的话来说，就是既抓了软件建设，又抓了硬件建设。其中软件建设又是占首位的。他说过，上面通知的会议有两种他必躬亲参加，一种是分配大学毕业生的会，另一种是分配教学经费的会。每年中考后的高一新生录取他必亲自把关，务必把成绩优秀的学生录取进来。自六十年代初开始省教育厅对杭州市一、二、四中及女中四所重点中学在师资选择上给予政策优惠，即该四所学校可以优先选择当年分配的高校毕业生。黄怀仁校长充分利用了上级给予的有利条件，亲自挑选大学毕业生充实进二中的教师队伍。他挑选大学毕业生时不光看档案，还利用自己的人脉关系，通过自己在大学工作的同学了解有关毕业生的实际情况，从而尽可能保证了进人的质量。与此同时，他把业务上不适合在二中工作的教师调出二中。新教师进校后，他对他们一般要进行一个学期的考察，不合适的仍然会被调出。经过几年的努力，到“文革”开始前二中的师资队伍已经相当整齐了。[/color][/size][/font]
[color=#000000][size=4][font=宋体]在中共几十年的历史上阶级路线曾长期作为人事工作的重要依据，就中不乏因对该路线形而上学的理解与执行而使优秀人才失去发展机会的例子。黄怀仁校长基本上不受形而上学阶级路线的左右，在用人问题上真正掌握了唯才是用的原则。以[/font][font=Calibri]1963 [/font][font=宋体]年由他挑选进校的七名新教师为例，其中三名出身于地主家庭，一名出身于工商业者家庭，其余三名出生于一般劳动人民家庭。他们后来都成了教学骨干，除一人因工作需要中途调离教育系统，在教育界工作到退休的其余六名中有四名成为特级教师，另两名成为高级教师。在高一新生的录取中他也掌握了相同的原则。以[/font][font=Calibri]1963 [/font][font=宋体]年秋季高中招生为例，就有好几名成绩优秀而被认为家庭出身有问题的学生别的重点中学不敢录取，杭二中却毫不迟疑，统统招进。事实证明这些学生非常优秀，后来在工作中个个表现出色，在有关单位都是业务骨干。综上所述，可见黄校长通过治校的第一招——严把人才关，成功地完成了软件建设。[/font][/size][/color]
[font=宋体][size=4][color=#000000]有了好的软件，还得正确使用。这是他治校的第二招。在人才的使用上他也有自己的思路。他尊重老教师，对他们给予充分信任，让他们心情舒畅地发挥业务专长，平时与他们相处时总是和颜悦色，对他们的有些不合适的思想言论或缺点也相当宽容，但对他们决不迷信，业务上从不以资历的长短深浅论人。相反，他把中青年骨干作为依靠力量。记得“文革”前有一次聊天时我说到业务上要学习老教师，他却说不要迷信老教师，对他们要具体分析，不是年纪大了一定知识多，业务强，有的远没有年轻教师好；有的人很聪明，课上得漂亮，但是懒惰，作业不肯改，也不认真备课，吃老本；有的尽管课上得漂亮，但不落实，效果还没有看上去课上得平平淡淡的人好。至于业务功底，有的人只是绣花枕头，远不如有的青年教师。这是他第一次对一个初出茅庐未久的青年教师发表自己有关老教师的见解。几年以后，在我寝室里午休时的海聊中他又对我说起相同的话题，而且谈话中有了一些实例，涉及对具体人业务上的评价。他再次强调要以中青年业务骨干为依靠力量。他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在重视发挥老教师作用的同时，他大力提拔和任用中青年骨干，语数外理化等主要课程的教研组都由中青年教师担任组长或副组长，他又让进校不到三年的一名外语教师先后担任党支部秘书和副校长。除了业务上倚重中青年教师，大胆提拔和重用其中的骨干外，他还举办业余党校，大量吸收中青年教师参加，不论其家庭出身和是否打过入党申请，从而极大地调动了这些人的积极性，把他们团结到了校党组织的周围。到“文革”开始前，中青年骨干在学校工作中基本上起到了挑大梁的作用。[/color][/size][/font]
[font=宋体][size=4][color=#000000]常言道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为了使教师们树立起敬业爱岗的信念，看到前进的方向，黄怀仁校长把自己早年的老师周有之老先生推上了第一线。周老先生在中学英语教师岗位辛勤操劳了一辈子，可谓桃李满天下，他那“狠抓双基一以贯之”的教学方法取得了良好效果，被校长大力提倡和推广，他本人也成为杭二中唯一的一级教师。“文革”以前这是中教系列中的最高级别，与高校的副教授相当。在他六十岁寿辰那天，校工会为他举办了全校教工范围内的盛大祝寿庆典，我还受命将他的事迹编写成弹词开篇在会上演唱。此举的影响非同小可，其鼓舞力是难以估量的，等于向大家发布了一个宣言：只要努力工作，周老的今天就是你的明天。杭二中教师中敬业爱岗、奋发向上的风气就是这样形成的。[/color][/size][/font]
[color=#000000][size=4][font=宋体]黄怀仁校长非常勤勉，作风非常踏实。他没有节假日，成天在校园里忙碌。他总是深入第一线，以便及时了解师生的思想和教学动态，采取相应措施。平时在办公室是不大能找到他的，如果不是外出开会，他经常或在教室听课，或在教研组旁听教研活动，或找教师个别聊天，晚上或星期天则到教师寝室串门，所以他对校内情况总是一清二楚。有时在教研组长会或政治学习组长会上，有人反映自己组里出现什么动态或什么意见，校长立马会插话说这是某某说的，因为事前他已从那位老师口中亲耳听到了。表面上态度严肃、公事公办、批评人不留情面的黄校长其实不难相处。他允许你发表不同意见，甚至与他顶牛，从不计较。只有你办坏了事，或不努力工作、业务上被他认为不行时，他才毫不留情地批评，所以了解这一点的教师都敢于在他面前实话实说。正是由于他总是身临第一线，许多问题都得以在现场及时解决，工作效率自然就高。他是很注重实事求是的，有例为证：有一次我对他说教研组里人员进进出出，干扰较多，不利于集中精力。他就说：“那你到寝室里办公去，不要坐班得了，只要效率高，形式不重要。”从此我就经常在寝室备课改作，同事们也知道有事到寝室找我。黄校长在工作中真可谓是“不唯上”的人[/font][font=Calibri] [/font][font=宋体]。他说过对上面来的东西要分析，对的就做，不对的就“打太极拳”应付。他还说上面通知开的会，除了市委或厅局规定必须第一把手参加，或分人分钱的，一般他都让副手或秘书出马。他对我说过：“上面的每一个部门都认为自己的工作是最重要的，什么计划生育呀，爱国卫生呀，都要求你十分重视，都要第一把手亲自出席，要是你都应着他，正常工作还要不要做？参加这样一次会的时间，我可以听三四节课，旁听一次教研活动！”这使他能从文山会海中腾出手来，专心致志地抓学校的工作。杭二中能在当时的政治气候下特立独行，办出自己的特色，没有这样的胆识是很难做到的。[/font][/size][/color]
[font=宋体][size=4][color=#000000]如此有胆有识且精通业务的党员干部，受到上级领导的赏识，被市委书记誉为“党内教育专家”，是理所当然的。孰料这一对他工作的中肯评价后来在黑白颠倒的“文革”运动中竟成为他的一大罪状，他本人也因此吃尽苦头。[/color][/size][/font]
[font=宋体][size=4][color=#000000]几乎把中国拖入绝境的十年“文革”是从那个时代过来的人写回忆文章时难以绕行的一个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中央在《关于建国以来党内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里以文件的形式对那场运动的性质作了规定，当时的中央主要负责人还说过对历史问题“宜粗不宜细”的话。为了社会的稳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在“文革”内乱甫告结束、国家由乱而治的转折关头，从一个政治家的角度说这样的话，提这样的要求，是对的。但是对于在那场内乱中含冤受屈、饱受精神与肉体摧残以及蒙冤惨死的千千万万无辜的个体，还有那目睹一个个血淋淋场面的见证者来说，要“宜粗不宜细”又谈何容易！更何况这场人类历史上空前的浩劫所引起的反思与教训又岂是一个文件所能概括，岂一个“粗”字了得！三十多年过去了，许多亲历者已经作古，那场运动与当代人联系的一根根线正在少下去，莫非真的要让它从人们的记忆里渐渐消失吗？我做不到，虽然我在那场劫难中的遭遇微不足道，也未受大苦大难，但我忘不了我的亲人、朋友、师长所受的无妄之灾。其中就有我敬重的长者黄怀仁校长所受的磨难。[/color][/size][/font]
[color=#000000][size=4][font=Calibri]1966[/font][font=宋体]年[/font][font=Calibri]6[/font][font=宋体]月前他已经听过《五一六通知》的传达，知道一场运动即将展开，所以当[/font][font=Calibri]6[/font][font=宋体]月[/font][font=Calibri]5[/font][font=宋体]日[/font][font=宋体]看到高一丁班部分学生响应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而在校园里贴出第一张大字报时，他意识到二中的运动开始了。那天是星期日。上午他来到我房间，正好邻室闻乾在我这里聊天。他平静地对我们说，校园里已经贴出了大字报，看来要搞运动了，明天学生一到校，肯定大字报会多起来，所以请我们帮个忙，对每天贴出的大字报作个统计，同时归纳一下内容，写个简单的报表，以便他向市里汇报。被邀一起做这件事的还有体育教师张柏桢。现在想来，他找我们三个既非党员又连教研组长都不是的“白丁”做这件事，并非随意抓差，而是经过考虑的，就是不希望引起群众的猜疑和顾虑，因为他嘱咐我们做这件事要尽可能不露声色。几年以后，在我们俩的海聊中他曾告诉我，他一开始就知道这场运动的矛头所向是党内干部，所以对大字报采取放任自流的态度。当时认为按照一般运动的规律，搞几个月就过去了，并未将其看得太严重。后来矛头指向学校领导的大字报越来越多，加上改组后的北京市委向北大派出了工作组，不少学生的大字报便呼吁市委向二中派工作组。在此形势下杭州市委于[/font][font=Calibri]6[/font][font=宋体]月[/font][font=Calibri]23[/font][font=宋体]日[/font][font=宋体]向二中派出了以商业局长杨雪岩为组长的工作组。就在工作组“跑步”进点的当晚二中全校所有教室和办公室灯火通明，亮至翌日凌晨。我曾在夜半三点左右到各办公室看了一遍，发现所有大字报的矛头所向都是黄怀仁。随即我回寝室睡觉，但五点不到就醒了，到校园一看，铺天盖地都是打倒黄怀仁的大字报，显然，是工作组授意的。半年以后，被认为“犯了方向路线错误”的工作组，应“革命小将”的要求，就两名教师被打成反革命的错误回二中检讨，并向蒙冤者赔礼道歉，组长杨雪岩在检讨中顺便提到市委舍车保帅、抛出基层领导干部黄怀仁以自保的错误。我的疑虑终于得到验证。[/font][/size][/color]
[color=#000000][size=4][font=宋体]作为经历多次运动的过来人，黄怀仁校长已久经风浪，故能处变不惊，面对黑云压城的形势泰然自若，甚至在[/font][font=Calibri]6[/font][font=宋体]月[/font][font=Calibri]25[/font][font=宋体]日被人以“对质”为名拉上操场的司令台，戴上马粪纸做的高帽时，也依然如此，因为他心中有数，自己没有“反党反社会主义”，什么“搞独立王国”、“不让师生到工农中去”、“不执行阶级路线“、“创造性地执行修正主义教育路线”、“不领导运动”、“不组织批判‘三家村’”云云，到时都会真相大白。按照以往的经验，到运动后期自会有正确的结论，所以他毫不担心。后来市委派驻二中联络员、市委党校校长刘道礼[/font][font=Calibri]([/font][font=宋体]他数月后在党校被逼含冤自杀[/font][font=Calibri])[/font][font=宋体]代表市委宣布对黄怀仁作出停职检查的决定。即使在这时，黄怀仁校长也毫不惊慌。不过那段时间的运动还是在市委的掌控之中，除了带高帽事件，并未发生其他明显违反政策和法规的行为。相对而言他反而空了，态度平静地在校园巡走，看大字报。真正的苦难在后头。[/font][/size][/color]
[color=#000000][size=4][font=宋体]八月中旬以后，北京的学生开始南下串联，省市委也遭到“炮轰”，自顾不暇，局势逐渐失控。在二中校园内，黄怀仁、陈樟桂、杨文锦等党支部成员以及一大批教师被打成牛鬼蛇神，关进“牛鬼蛇神劳改所”（这就是特定含义的“牛棚”一词的来历），每天除了被强迫劳动，还要写交代检查。这还不是最糟糕的。自从毛泽东[/font][font=Calibri]8[/font][font=宋体]月[/font][font=Calibri]18[/font][font=宋体]日在北京首次接见红卫兵以后，红卫兵运动迅速席卷全国。到八月下旬一场以“破四旧”为名的抄家运动在各地展开，黄怀仁校长的家自然首当其冲。与抄家同时的是他的父母被扫地出门，在[/font][font=Calibri]42[/font][font=宋体]号宿舍区贯通南北的总走廊上众目睽睽之下席地栖身，形同路丐，两位老人还被逼相对而跪，彼此频频用前额相撞。校长的父亲不堪凌辱，以铁钉打入头顶，自绝而亡。校长忍泪含悲向红卫兵请假后独自料理了后事。（这件事同事中鲜有人知，我是绝少数的知情人之一，系他亲口对我所言）黄怀仁校长白天在“牛棚”受罪，夜里回家后还不得安宁，看守他的红卫兵不许他睡觉，每隔半小时叫他名字一次，必须立刻回答。这样的折磨持续了大约半个多月。[/font][/size][/color]
[color=#000000][size=4][font=Calibri]8[/font][font=宋体]月[/font][font=Calibri]27[/font][font=宋体]日[/font][font=宋体]，仿佛有统一指挥似的，市内许多学校都发生了对“牛鬼蛇神”的批斗会。二中发生了对被打成反革命的青年教师闻乾的批斗会，另一被打成反革命的青年教师顾以忠以及包括黄怀仁在内的三名被打倒的校领导陪斗。会后挨斗人员被叉着脖子、反翦双手、弯腰作喷气式飞机状由两名红卫兵从左右两边押着跑步沿操场跑道游校，押游人跑累了可以换班，被押者则只能一遍遍跑下去，直至筋疲力尽，站立不稳，于是被连拖带跑继续游校，鞋掉了，就只穿袜子拖，弄得鲜血淋漓。从那一天开始，“牛鬼蛇神”挨批斗成为家常便饭，黄校长更是无一次幸免。此后最厉害的一次批斗发生在[/font][font=Calibri]9[/font][font=宋体]月[/font][font=Calibri]18[/font][font=宋体]日[/font][font=宋体]夜晚。二中大礼堂里正式召开首次斗争黄怀仁大会，所有“牛鬼蛇神”共[/font][font=Calibri]24[/font][font=宋体]人被斗。连早已退休的周有之老先生也不能幸免，被从家里揪到现场；团委书记虞震明本在四清工作队，也被骗回学校，一进校门即遭关押，当晚被押上斗争会。在校文革筹委会主任骆某“牛鬼蛇神滚进来”的吆喝声中，以黄怀仁为首的[/font][font=Calibri]24[/font][font=宋体]名被斗者在红卫兵的押解下从礼堂南门鱼贯而入，同时守在大门两边的红卫兵将铜头军用皮带雨点般地抽向他们的头部和背部，他们一个个双手抱头佝偻着身体穿过这道门。斗争会上高一学生张某不时挥皮带抽打被斗者。黄校长被责令站在台下一张横放的方凳的两条腿上低头弯腰，其余分立在他左右低头弯腰。在此之前的[/font][font=Calibri]9[/font][font=宋体]月[/font][font=Calibri]11[/font][font=宋体]日[/font][font=宋体]，学校操场上红卫兵集会，由从北京串联回来的骆某传达北京取来的经验，我当时只是个远远的观察者，对红五类的会，本人这样的“狗崽子”是避之唯恐不及的，所以听不清骆某讲些什么。骆某本人则贴出了以《斗斗斗，打打打，天天斗，天天打》为题的大字报。就在当天下午校园里便出现了写着“红色恐怖万岁”字样的横幅大标语，每个字与整张纸同大。当夜在解放街[/font][font=Calibri]42[/font][font=宋体]号宿舍里便发生了黄怀仁、林炜彤、顾以忠三人遭毒打的事。杭二中学生对受冲击的教师动武以此为开端。[/font][font=Calibri]9[/font][font=宋体]月[/font][font=Calibri]18 [/font][font=宋体]日的暴行只是[/font][font=Calibri]11[/font][font=宋体]日的继续。斗争会以后过了几天，[/font][font=Calibri]42[/font][font=宋体]号内再次发生黄怀仁、张念慈、沙桂芳三名教师被毒打致伤的事件。这次打人手段更为残忍，用的是带铁钉的拖把柄。三人均被打得头破血流，到医院缝扎。愈演愈烈的打人事件引起了不少教工的关注和愤慨，几个胆大而没有家庭出身尾巴可抓的人于是向校文革筹委会主任骆某交涉，敦促他掌握政策，制止武斗。骆某却以“红卫兵小将阶级感情深”为由断然拒绝。黄怀仁校长在接二连三的斗争会上被批斗，长时间地弯腰，被反翦双手坐“喷气式”，这些折磨都是有目共睹的事，还有更隐蔽的酷刑：有人在用手揿他的后颈喊“低头”时其实是将一颗图画钉揿入了肉里；在反翦他双臂时其实是在拗他的手指；站在他两旁握拳捅他髋部两侧喊“站好”时其实是在扎大头针。每晚从斗争会回到家里，他夫人唐佩兰老师看到他换下来的短裤被鲜血渗透的两侧，不禁潸然涕下。[/font][/size][/color]
[color=#000000][size=4][font=宋体]随着时局的发展，学生的注意力后来渐渐转向社会，受冲击的人员的处境也有所改善，到[/font][font=Calibri]1967 [/font][font=宋体]年春“牛棚”无形中撤除了。夏季在成立校革委会之际，围绕干部解放的问题黄怀仁校长个人的命运再次面临挑战。许多人认为他应当和其他校级领导一样解放出来，但造反派里主要的头头坚持要将他打倒，后来他终于被第二次打到，再度关进“牛棚”，继续受到无休止的批斗和凌辱。[/font][/size][/color]
[font=宋体][size=4][color=#000000]后来，有一次他曾告诉我，当时他想过，自己有三种结局，一种是发疯，这绝对不可，因为没有人知道问题的真相；第二种是自杀，也绝对不可，否则永远讲不清；第三种是熬下去，挺过这一关。他选择的是第三种，历尽磨难而处变不惊，乐观坚强地挺了过来。[/color][/size][/font]
[font=宋体][size=4][color=#000000]黄怀仁校长在“文革”期间的遭遇可谓历尽苦难、九死一生。但是他没有沉溺于往昔的痛苦之中不能自拔，从未表露半点怨气。落实政策复出以后即精神饱满地投入了新的工作。他先在二中任支部副书记，协助支部书记章文英抓他的本行——教学。教研组和课堂里又活跃着他的身影，听课、参加教学小组集体备课、找教师谈情况……尔后他被命组建新办的杭州师范学院，担任院长，更是全力以赴，积极罗致人才。总之“文革”的磨难似乎在他身上没有发生过。在校内无论大会小会或与人闲谈，他绝口不提“文革”中的事，更不对当年加害于他的人耿耿于怀。他对待这些人的态度丝毫未受“文革”期间他们所作所为的影响，一如既往地与他们一起工作。“文革”结束以后知识青年全部返城，当年的学生陆续来看望老校长，就中不乏曾经把他往死里整的铁杆儿打黄派。他对这些人毫不嫉恨，与接待所有人一样笑脸相迎。[/color][/size][/font]
[font=宋体][size=4][color=#000000]最令我难忘的是他曾经告诉我的一件事。那是在我调离二中多年以后，我到他家去看他。当时他已当了多年的杭师院院长。闲谈中他告诉我，某校来人向他调查曾在二中工作过的某人的情况，说此人现在要评职称，但有人反映他“文革”期间在二中表现不好，故请老校长谈谈他的情况。此人我也很了解。这是个绝顶聪明、多才多艺、知识面很广的人，但在为人方面人们对他颇多微词。他的毛病是聪明反被聪明误，在“文革”期间的每一个阶段都“立新功”。他的笔头又快、又勤、又好，在运动中把每天经历的事都详细记在日记里，包括自己同一派的人的一言一行；待形势变化后，他便迅速转变立场，站到对立派一边，对原先同一派的人反戈一击。由于揭露的都是白纸黑字的记录，使被揭发的一派哑口无言，十分被动，因而对他恨之入骨。而接纳他的一派则如获至宝，对他鼓掌欢迎，赞扬他立了新功。过一段时间形势又变了，他故伎重演再立新功。如此几个回合把所有人都得罪了，所以在二中待不下去，才调到了现在的单位。“文革”中无论初期黄怀仁校长蒙难时，还是第二次被打倒时，他都站在“革命”一边，曾经也是铁杆打黄派。校长在接待调查时说，这个人“文革”中表现是不好，但你们现在是评职称，标准是业务水平，和他历史上的表现是两码事，再说他这个人业务是很不错的，你想，他是学物理的，但会教化学，两门课都教得不错；他还会作曲，写小说，而且出版成书了，中学教师里几个人做得到？所以我看评职称他是够格的。这位教师的职称终于解决，这与黄校长秉公直言不无关系。[/color][/size][/font]
[font=宋体][size=4][color=#000000]“文革”期间自身的经历使校长对自己以往做的错事经常反思，推己及人，深为自己当年整错人而自责。作为一个单位的领导，又处在中国这样一个政治运动频繁的社会里，运动中伤人的事并不罕见。五七年那次“阳谋”中杭二中有好几个教师被打成“右派分子”。这些人受了二十多年的苦难，虽然最后沉冤得以昭雪，但精神和肉体所受的摧残岂是一紙平反所能抚平的！黄怀仁校长不止一次向我提起心中的自责，还说对有的人见面时（大规模平反冤假错案时他已不在二中）当面表示了歉意，有的人碰不到，无由致歉，常感不安。黄怀仁校长不计前嫌，反而成人之美，对自己的过错却不忘自省，这使我想起了韩退之的话：“其责己也重以周，其待人也轻以约”。唯有君子之腹，方有此度量。[/color][/size][/font]
[color=#000000][size=4][font=宋体]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黄校长常觉上腹不适，起初以为是胃病，后来诊断为肝癌。得知身患绝症后，他没有在精神上垮掉。他曾多次沿建国路到艮山门来我家看我，谈笑风生，一如既往。与病魔斗争的同时，他抓紧时间继续从事前几年重新捡起的翻译工作（解放前在东南日报报社工作时他为该报翻译过许多外刊的时评）。继[/font][font=Calibri]1986[/font][font=宋体]年翻译出版美国企业家克莱斯勒汽车公司总裁艾科卡的自传后，他又翻译出版了艾氏自传的第二部，接着又与湖州师院的朱攸若教授合作重译了美国女作家玛格丽特·米切尔的长篇小说《飘》（该书在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因该社原出有傅东华先生译的《飘》，为示区别，出版时借用了电影的片名《乱世佳人》）。这三部书总字数几近八十万，以缠病之躯，在短短五六年的时间获此成果，若无坚强的意志和毅力，是断难做到的。他的肝部曾经三次手术，每次术后出院，稍经休养恢复，他就笑呵呵地到处走动。有一次他来我家，笑呵呵地说：“我原以为活不过五一节，结果没有死，又想活不过国庆节，还是没有死，又想活不过元旦，又活过来了，现在争取活过春节。”我[/font][font=Calibri]15[/font][font=宋体]岁的儿子在旁听到此话，很受震动，事后说，黄阿公真是个坚强的人！[/font][font=Calibri]1989[/font][font=宋体]年底，应苏联作家协会邀请，浙江文艺出版社总编夏钦瀚先生和我访问苏联，回国后我去看望住院的老校长，在病床上他依然谈笑自如，还说我走得太匆忙，他原想把自己的一点美金让我带走到那边用的。上世纪末我国的外汇还很紧张，因公出国每人只配给[/font][font=Calibri]30[/font][font=宋体]美元作为零用，靠这一点钱是很拮据的，好在苏方负担我们两人的一切费用。老校长在病中还惦记这样的小事，太令我感动了。校长的病情日趋严重，自知来日无多，便交待后事，嘱咐不开追悼会，直接火化，拟了一个很小的名单，上面只十几个至亲好友，届时通知这几个人即可，要求不惊动单位。[/font][font=Calibri]1991[/font][font=宋体]年[/font][font=Calibri]9[/font][font=宋体]月[/font][font=Calibri]13[/font][font=宋体]日，黄怀仁校长与世长辞。[/font][/size][/color]
[color=#000000][size=4][font=宋体]随着岁月的流逝，年齿的增加，我身边的长者、亲人、友朋正在一个个少下去，虽然明知这是自然规律，自己也会对着逝者说“我来了”，但每念及此仍然不免悲从中来。今年[/font][font=Calibri]5[/font][font=宋体]月[/font][font=Calibri]4[/font][font=宋体]日是杭二中一百十一周年校庆日，我参加了[/font][font=Calibri]1967[/font][font=宋体]届初三丁班部分校友的聚会，不免怀念把二中推向荣誉高峰的老校长黄怀仁先生，耳边响起了五柳先生的声音：“其人虽已殁，千载有余情。”谓予不信，请看二中校园里黄怀仁校长的铜像！[/font][/size][/col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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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or=#000000][size=4][font=Calibri] [/font][font=宋体]沈念驹[/font][font=Calibri]2010[/font][font=宋体]年[/font][font=Calibri]9[/font][font=宋体]月[/font][font=Calibri]15[/font][font=宋体]日[/font][/size][/color]
[color=#000000][size=4][font=Calibri] [/font][/size][/color] [color=#000000][size=4][font=Calibri][/font][font=宋体]于北京官书院小区寓所[/font][/size][/col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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