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导干部要增强道德修养意识
2009-08-19 上传人：新老年
[align=center][font=黑体][size=5]领导干部要增强道德修养意识
[/size][/font][size=4]来源：文汇报
[/size][size=4]作者：赵修义 朱贻庭[/size][/align] [size=4] “道德虚无主义”、“凡人皆自私”的人性论，以及一味亲近资本的态度，正是许多干部以权谋私、收受贿赂、腐化堕落在认识上和思想上的主要根源。“道德虚无主义”使他们丧失了区分是非、善恶的评价能力，在思想上陷入了“去道德化”的陷阱；信奉“凡人皆自私”的人性论，就会纵使物欲膨胀，在物质财色的诱惑下丧失自控力和自制力；而一味亲近资本的态度，就会使权力异化，在物欲的支配下大搞权钱交易。因此，全面构建反腐倡廉体系，还必须加强干部的道德修养，使他们在认识上和思想上筑起拒腐防变的堤防。
[b]一、广大干部要在加强内心的道德修养方面多下工夫[/b]
近来，中央通过了一系列的规定，加大力度从制度上来规范干部的行为。这对于完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加强反腐倡廉建设，具有深远的意义。从源头上预防腐败有两大支柱，一个是制度，一个是道德。制度、规范属于纪律的范畴，而纪律是需要道德来支撑的。两者是相辅相成的，但又是有区别的。邓小平同志在提出培育 “四有新人”目标的时候，明确地把“有纪律”和“有道德”区分为两种不同的要求，寓意甚深。以笔者之浅见，这至少意味着，我们的社会，尤其是作为整个社会的领导核心的党，必须要有严格的纪律，我们的每一个公民必须养成遵守纪律的习惯，而作为党员，更要守纪律。但是，一个没有优良道德品格的人，是很难严守住纪律的底线的。
在那些违法乱纪、贪污腐败者，尤其是那些身居高位的违纪者身上，我们可以看到这一点。他们违纪是因为不知道有关的纪律吗？不是。哪些事可以做，哪些事绝对不允许做，本来已经规定得明明白白，他们心里都清清楚楚。为什么却偏偏要去做那些违反纪律的事？是不知道违反纪律要受到惩治吗？早些年也许有一些人会是这样。近年来，中央重拳出击，严惩了一批高官，警示、震慑的力度之大也是空前的。除了一些愚昧无知者，想靠烧香求仙来保佑自己之外，他们恐怕都会懂得“法网恢恢，疏而不漏”、“群众的眼睛雪亮”的道理。那为什么还有人要“前腐后继”呢？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内心里根本不想去遵守纪律。一些违法乱纪者，往往还精通纪律和查处的程序，常常会想方设法来瞒天过海以逃避纪律的惩治，或者是去找制度和规范的漏洞，大打“擦边球”。纪律得不到遵守，“非不知也，实不为也”。说到底，是一个态度问题。
如果再追问下去：为什么有些人心底里不愿意遵守纪律？问题到底出在哪里呢？恐怕是出在内心深处。这内心深处的东西，就是道德观念和内心的真实追求，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价值取向。可见，现在制度日趋完善，要把这些制度落到实处，既需要领导机关严格实施，也需要广大干部自觉努力，尤其需要领导干部在加强内心的道德修养方面多下工夫。
[b]二、领导干部要有加强修养的动力和愿望[/b]
提高干部内心的道德修养的能力，首要的问题是如何获得加强修养的动力和愿望。这在当今时代是一个需要认真去解决的问题。自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上思想活跃，但是各种思潮也驳杂多样，相互激荡。其中就有一些从根本上否定道德修养必要性的思想潮流在中国社会涌动。干部不是生活在真空之中，这些潮流对他们也有不同程度的影响。有的已经渗入到一些干部的内心深处。
据笔者观察，有些错误观念可能蒙蔽了人们的良知，让一些人生发出不讲道德、不愿遵守纪律的态度来。最突出的一个叫“道德虚无主义”，或者叫“去道德化”。它的口号有两个，一个叫“只要活得快活，不要任何约束”；一个叫“宁做真小人，不做伪君子”。前一个是舶来品，发明的人是后现代主义哲学家利奥塔。他写过一些书为此作过玄学的论证，要义是，历史是一些碎片，人生也只不过是一些碎片而已，没有什么连贯性，也找不到什么意义，更不用去思考它的意义，能够抓住的就是瞬间的感觉和快感。这些书，看过的或者看懂的人不会很多。但是负载这种观念的文化品，影像视听、小说戏剧，却铺天盖地流传于世。加上有些商品的品牌、设计、款式的情趣本身就是它的载体。它随各种消费品和消费主义的文化来到中国之后，又有一些信奉者把它加以“本土化”，与旧中国那种“及时行乐”的腐朽观念结合在一起，其影响力不可小看。
后一个则是土产品。听起来似是而非，“反对伪君子”，岂不高尚？其实不然。它的信条是：凡人皆自私，世上没有真君子，世上也没有什么真道德。骨子里就是不相信有“道德”这回事。于是就像眼睛蒙上了阴翳，再多道德楷模，再高尚的先贤仁人，都视而不见。你要给他灌输道德观念，他就像一只捂紧了盖子的瓶子，灌耳而不入心。对待自己则拒斥道德修养。有的还自鸣得意：我就是真小人，怎么样？
这种意识如果渗入到哪个干部的内心，那么，他也就不会甚至不屑去讲什么道德修养。在公众面前，在上下级面前，迫于压力，他也会大谈道德、廉政等等。但是因为骨子里是不信的，所以就成了鲁迅所鞭笞的“做戏的虚无党”。可见，社会各界都要来抵制道德虚无主义，剥去蒙在有些人眼睛上的阴翳。
[b]三、讲道德修养就要明辨荣辱[/b]
胡主席同志在提出社会主义荣辱观时指出：“是非、善恶、美丑的界限绝对不能混淆，坚持什么、反对什么，倡导什么、抵制什么，都必须旗帜鲜明。”提高分清善恶、是非的能力，分清什么是真正的荣辱，这是道德修养能力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
在当今社会，荣辱颠倒是常见的现象。其中最突出的，对于手握权柄的干部影响最大的，也许就是荀子所说的以“势荣”代替“义荣”。“势荣”，把“爵列尊，贡禄厚，形势胜”，也就是功名利禄、门第势位等等外在的功利性东西视为荣辱的标志。或者用现在流行语来说，就是把财富、官位、人脉、知名度、排场作为身份的标识，把奢侈消费作为“成功人士”的标志，孜孜以求。“义荣”，即“志意修，德行厚，知虑明”，讲究的就是要注重修养、操守和廉耻心。荀子认为，尽管“义荣”与“势荣”并非绝对不可相容，但是“荣辱之大分”在于“义”，而不在“利”或“势”。一个人，即使贫穷，没有什么社会地位，只要有道德，讲操守，就可以成为君子，理应受到他人和社会的尊敬。现在只要看看广告，看看那些住宅区或店铺的名称，就可知，有些地方、有些领域，“义荣”和“势荣”的颠倒已经到了何种程度。你叫“富豪”还不够，我就叫“大富豪”，还不够就叫“帝豪”。在一些干部圈子里，流传的三个“依靠”：“依靠资本不依靠劳动，依靠精英不依靠大众，依靠强势不依靠弱势”，就是这种荣辱观颠倒的生动体现。表现在行动上，就是一味亲近资本和强势人物。
这种颠倒又得到了外来观念的支撑。其中最典型的一个观念，就是“凡人皆自私”。西洋的市场经济学说，其基本假设就是“自利的经济人”。于是，有些经济学者大肆传播人性自私说。可叹的是，在人家那里，说得明明白白，“自利的经济人”、“追求利润最大化”等等，都是一种学理性的假设，是一种抽象。抽象的目的，是要用“假设-演绎方法”，推演出在自利的动机下市场中的经济活动会是一种什么状况。最早提出“经济人”概念的英国学者约翰·穆勒说过，谁要是把这种“假设”当作“事实”，以为事实上人人都只有自私心，别无它念，那就大错特错了。可惜到了中国，这个假设不知怎么就变成了“事实上的人”的不变本性，甚至被推崇为永恒的真理。有一位给干部讲授经济学的教授，竟著文要求依据“自利的经济人”来设计党的干部制度。
如果内心里信服了这种观念，那么，除了利益的盘算、利益最大化的“资本逻辑”，就存不下什么东西了。而所谓“利益”，无非是钱、权、名，以及由此带来的各种本能欲望的满足。这样就会走向贪婪，而内心的情趣则降为唯纸醉金迷、声色犬马为乐，道德、纪律云云都成了必须冲破或规避的东西了。因为道德也好，纪律也好，最根本的就是要节制欲望，克制私利。对此，古今中外的哲人说得非常清楚。亚当·斯密也把“节制”视为重要的美德，是有德之人不可须臾离开的东西，而“节制的美德存在于对那些肉体的欲望的控制之中”。
这也许就是有些本来还不错的干部会堕落的轨迹。要防止这种悲剧的再现，就要花大力气来帮助干部提高分清荣辱、是非、善恶的能力。
[b]四、道德修养是一个坚持不懈实现“自我超越”的过程[/b]
由上述分析可见，“道德虚无主义”、“凡人皆自私”的人性论，以及一味亲近资本的态度，正是许多干部以权谋私、收受贿赂、腐化堕落在认识上和思想上的主要根源。“道德虚无主义”使他们丧失了区分是非、善恶的评价能力，在思想上陷入了“去道德化”的陷阱；信奉“凡人皆自私”的人性论，就会纵使物欲膨胀，在物质财色的诱惑下丧失自控力和自制力；而一味亲近资本的态度，就会使权力异化，在物欲的支配下大搞权钱交易。因此，全面构建反腐倡廉体系，还必须加强干部的道德修养，使他们在内心深处从认识上和思想上筑起拒腐防变的堤防。
加强干部的道德修养，提高干部道德修养的能力，关键在于提高干部自身道德修养的主动性和自觉性。其首要的一环，就是“志于道”，也就是“立志”，确立高尚的人生价值目标。古人一再强调：“人须先立志，志立则有根本”；“立志而圣则圣矣，立志而贤则贤矣”。“立志”又必须“正心”。“正心”，就是要明事理，驱邪念。在当前就必须抵制“道德虚无主义”，明辨善恶、荣辱，提高评价善恶、荣辱的能力；必须抵制“凡人皆自私”的人性观，明辨人与禽兽之别，确立“人有气、有生、有知并且有义”的信念；必须从思想观念上严格划清权力与资本的界线，高度警惕“权力资本化”。为此，就要多学习，要求干部多读书，读好书，提高自己的人文知识和人文素养，如此才能“正心”、“立志”，树立道德修养的主体性和自觉性。
道德修养是一个坚持不懈实现“自我超越”的过程。其主要方法，就是“克己”。在“物质主义”盛行泛滥的现代社会，“克己”就是要克制自己对权、利、名的欲望，使之不贪婪，不恣意妄为。这是一种道德心理，这也可以称为“心理和谐”。具有这样的道德心理，就能使人的心志达到“宁静”、“淡泊”——“心理和谐”，就能达到“见利思义”的“超越”境界。
所谓“道德修养”，说到底就是要使自己的精神世界达到一种“超越”境界。“超越”精神，是人所特有的本质，不仅是人与动物相区别的根本标志，也是人能进行理想性创造或进行文化创造的人性根据。超越自然，创造文化；超越本能，彰显人文；超越平庸，追求高尚；超越自我，融入社会；超越功利，提升人格。“超越”是实现人性向善的关键。在今天，没有“超越”精神，道德规范就如同“法律条文”一样，仅仅成为外在的强制。
要实现“克己”而达到“自我超越”，主体还需要下一系列的“工夫”。如“诚意”、“主敬”、“改过”、“慎独”等，更重要的是“践行”，要在“事上磨炼”。在革命战争年代，要经受艰难困苦、流血牺牲的磨炼；在今天的市场经济条件下，主要的是要在名利场、权力场中经受磨炼，这是另一种严酷的考验。而要能经受得住这种磨炼和考验，前提就是“正心”、“立志”、“克己”，实现对“物质主义”侵袭的自我超越。东汉时，时任东莱太守的杨震，有一天因公务途经昌邑，县令王密夜谒杨震，出金10斤相赠。杨毅然拒绝，王说：“暮夜无知者。”杨严肃地说：“天知，神知，我知，你知，何谓无知！”这就是历代传颂的“杨震却金说‘四知’”。杨震经受住了重金贿赂的考验，正是他在“事上磨炼”的结果。他认为给子孙留下清白廉正的名声，也是一种丰厚的遗产。这是中国历史上诸多实践道德修养、实现自我“超越”的一个典范。古人杨震作为一面镜子，值得我们的干部对照自省。
（作者分别为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思想研究所教授和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上海市伦理学会会长）[/siz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