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政治需要的国min理念和素质
2009-07-18 上传人：新老年
[align=center][size=4][font=黑体][size=5]民主政治需要的国民理念和素质
[/size][/font]郑 克 中[/size][/align] [size=4][font=黑体]一[/font]
世界上所有国家最终一定都要走向民主，这是不容置疑的。但对于像我们这样的国家，民主的道路如此之曲折和艰难，在世界上还真不是很多。从孙中山，不，确切地说是从康梁变法至今，已经经过了一百多年。回顾这一百多年的实践，我们看到了什么？看到了民主的幼芽在这块贫瘠的土地上，总也扎不下根来，更不用说获得营养生长了。康梁要求君主立宪的民主，慈禧太后不答应，孙中山要求民主，北洋军阀不答应；毛泽东要求民主，蒋介石不答应；张伯钧、罗隆基要求民主，毛泽东不答应，到后来，甚至连党内的要人要求说几句真话的民主权力，毛泽东也不答应了。……。
还有一些东方国家，民主搞得也不是那么成功，像泰国，黄衫军、红衫军，弄得总理谁也做不下去；像印度、印尼、菲律宾，搞得也不那么令人满意；再加上台湾，立法院打架，陈水扁贪污，红衫军倒扁……这就使许多人对民主政治产生了怀疑，起码对东方人搞民主政治是否合适，心中不免犹豫起来。这当然无形中也给了那些集权政治拥护者们进行诋毁、抵制民主的的口实。电影演员成龙最近在一个很重要的国际会议上竟然说，“香港乱，台湾也乱，中国人就需要有人管”。此言一出，立刻引起社会舆论的轩然大波。
政治民主，从表面来看，是有点乱，特别是那些不成熟的、或尚走在探知民主真谛道路上的国家或地区，就更是如此了。可话又说回来，即使在欧美那些拥有比较成熟的民主制度国家就一点也不“乱”吗？当然，在他们的议会里已经看不见肢体接触、相互打斗的场面了，也没有人组织起什么衫军就把领导人赶下台的事情发生了，但是游行、罢工，示威者和警察冲突仍然不时会冒出来。这对于长久在专制下已经习惯了过一种表面平静的、“有人管”的社会生活的人来讲可能难以接受。
[font=黑体] 二[/font]
其实这正是问题的关键所在。但是，要想把这个问题看个真切，还得让我们从稍远的地方谈起。
民主的真谛是什么？就是由“民”自己来做“主”。从逻辑学上看，“民主”和“自由”其实是有同一个内涵的概念，只不过适用于不同的人群范围罢了。就是说，内涵相同，外延有个宽窄而已。在社会公共事务方面由大多数人来做主就叫“民主”；在个人事情方面由“自己”做自己的“主”，也就是“自由”（“自由”就是“由自”，由自己做主。所以自由也就是“自主”）。这就像我们使用的餐具一样，形状一样，小的叫碟子，大的就叫盘子；小的叫“盅”，大的就叫“碗”。无论国家大事，还是小民的个人事，都由“民”自己来做主，这就是“民主”，也是“自由”。
我们还看到，无论民主还是自由，其实都与人的权利有关，属于社会中人的权利范畴内的事，即人权的事。所以，民主和自由其实可以看作是人权的实现形式。像所有权的实现形式是使用许可和收益许可一样，人权的实现形式就是民主和自由。没有民主和自由，当然也就没有了人权。治国为什么要提民主和自由呢？因为所有社会就是从不民主和不自由中走过来的。提民主和自由，就是要让民主和自由代替从前的不民主和不自由，也就是把被剥夺了的人权归还给人民。这就是整个世界近现代历史要完成的任务。
说起来，这个任务可能不困难，不就是一次转换吗？可实际上，因为这是人类历史发展进程在政治领域中一次质的改变，所以远比人们想象的要困难得多。这个困难就在于要把社会积攒了几千年的独裁基因用民主基因去置换掉，也就是说在社会上必须完成一项巨大的基因改造或重建工作。牵涉到社会基因工程，当然就可能很复杂，并在短时期内是难以完成的。特别是对于那些历史悠久的国家而言，尤其如此。
社会上普遍流行的观点以为，独裁就是一个人的事，或一个集团的事，解决了某些个人和他的那个集团，社会问题也就解决了。美国人以为解决了萨达姆，伊拉克的民主问题也就解决了。这是非常错误的社会历史观。我们的学者也总是习惯于用这样的历史观去观察历史，所以永远也看不到历史的真相。独裁者产生的社会一定是独裁意识非常浓厚的社会。在这个社会中，无论是统治者还是被统治者，就思想意识来讲，绝大多数人是难以超越的。只有这样，站在宝塔尖上的独裁者才能立住脚。就像中国的社会，大家看到的是一个皇帝立在权力的最高峰，其实你再看一看这个社会的细胞——家庭，哪一位家长又不是一个个“小皇帝”呢？另外，你不要以为那些佃户、佣工们就没有皇权想法了（不仅仅是当官，甘心当奴才也一样，这是官本位的另一极）。项羽、刘邦想当皇帝，陈胜、吴广难道就不想当？所以改造独裁社会，不是要去仅仅解决个别人的问题，而是要解决全社会人的生存状况和意识问题。中国一百多年来始终徘徊在民主的大门槛之外，也不是个别人的问题。可是传统的历史观使人们习惯于把历史的责任推给某一个人，就像我在文章开头的那种表述一样。作为阐述历史过程，直观、形象一点，那样说说还可以，但作为历史科学的表述，肯定是不行的。它容易产生的最大问题就是，使人们误以为历史就是由于出现了几个好人和出现了几个坏人决定的。苏东解体了，我们就看见某些左派官僚、学者们立刻紧张起来，在大会小会上总是不停地警告说：苏联出了一个戈尔巴乔夫和一个叶里钦，就把大好的社会主义断送了，我们一定要接受教训，提高警惕；毛泽东，这位总是把人民群众创造历史和人民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说给别人听的人，为了挖出他身边的赫鲁晓夫，不惜发动所谓“文化革命”，用非法手段去打倒按宪法程序产生的国家主席刘少奇和一些高级领导人。好像历史只要在某些事件发生之前把那些可能会成为主角的人物消灭掉，历史就不会向那个方向发展了。唯心之极！我向大家推荐一本非常薄薄的马列经典小册子，叫《论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普列汉诺夫著。这大概是所谓马列经典中最值得看的一本书。什么叫历史唯物主义？如何看待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不读这本书，大概你永远也弄不明白。
[font=黑体] 三[/font][/size] [size=4]
说了这么多稍远一点的话，再让我们回到民主的“乱象”问题上来。
民主国家，看上去有点乱，其实这正是民主的标志或验证码。如果没有这个标志或验证码，还说这是民主国家，是难以令人信服的。因为民主必须以人权为基础，或者说，民主和自由只不过是人权的实现形式。怎么实现民主呢？尊重社会大多数人的选择同时也必须保护少数人的权利和意见。大多数人的选择就是根据选举和公投的多数票来确定，确定之后，即成为法律——共同行为的准则，在一段时间内无可更改，但少数人的利益和意见也必须得到尊重和保护。如何尊重、保护呢？就是让他们能够自由地表达。这就是我们所看到的所有民主国家几乎都少不了有街头抗议示威的人群和媒体对政府某项政策的批评。这也就是人们从表面上看到的“乱”。这样说来，“乱”应该就是民主生活的的一种常态，或者说是它的名片。因为任何一项政策，不可能得到百分之百人的拥护，那么不拥护的人就有权力用各种公开的方式加以表达。表达出来就是让社会知道和去思考，说还有这么一批人，他们的意见和利益可能被社会忽视了，应该不断探索寻求补救的办法。另外，人类社会发展史还证明，多数人的意见未必永远是正确的。为了防备出现错误而无法纠正的情况产生，也必须让少数人的意见得到表达。如果他们代表了正确或是合理的，社会就没有理由不加以改正。这是构建社会稳定所必备的条件。知道了这一点，才能了解，为什么所有现代国家的法律都必须规定给予公民以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等等自由权力，那不是为了显示掌权者的宽宏大度，而是为了保证社会随时准备修正错误和别陷入发展歧途而不能自拔。
[font=黑体] 四[/font]
民主社会的政治构建模式，其实就是股份公司的构建模式。股份公司又植根于商品或市场经济，所以现代民主政治制度的建构实乃是商品经济的产物。商品经济是现代文明社会的基石。到现在为止，人们应该彻底明白了，那种企图消灭商品和货币关系的关于未来什么社会的构想是多么的荒唐了。股份公司是一个在确认个人财产所有权份额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共有制机构，民主国家其实也就是一个确认了公民个人权利的大股份公司。它们共同之处就是，都信奉和遵守“大多数原则”，同时也必须为个人在集体中的的权利不被剥夺而创造条件。
大多数原则，就是任何关系到这个集体利益的大事情，都用选票来决定，以多数票赞同为标准，少数服从多数——这是人类摈弃暴力原则之后的被认为是最公正的选择；但是，被否定的少数人的利益和意见也必须得到尊重。在公司中这个问题很好解决，因为每个人在公司中的利益份额是清楚的，个人如果不同意大多数人的决定，把自己的股份转让掉就是了。也就是说，你的利益在明确个人权利的基础上是不会被剥夺的。
但是政治和企业在操作上还是有区别的。这是因为“股权”和“人权”毕竟还有着本质的不同。股权，就不同的人来说，可以有多有少，谁多，谁就有话语权；谁少，谁就失去了话语权。某一个人的话语权，可能比许多人的话语权之和还要多，但这许多人也必须服从，不服从的唯一办法就是“用脚投票”——走人。但在政治上却不能这样。这是因为作为公民社会中的公民，无论职位高低贵贱，每人只有一票的话语权。当社会出现了多数话语权对少数人的“话语强迫”（大多数强迫）时，作为少数个人，不能像股票那样，可以用脚投票，来维护自己的利益，因为在世界还没有自由移民的时候你无处可走；另外，即使可以自由移民，但作为具体个人的公民拥有的权益也很难从一个国家完整地转移到另外的国家。所以社会对形成大多数人强迫的局面，给予少数人的补偿就是——你可以有表达自己意见的自由。
[font=黑体] 五[/font]
为专制制度辩护的那些人士，总是爱拿民主制度的这一“缺陷”来说事。他们说，专制对人的自由权利的剥夺与民主制度所形成的“大多数强迫”本质是一样的。都是剥夺，所以，彼此彼此，二者没有什么区别，因此也不要去盲目崇拜什么民主制度。他们打出所谓的国情特殊论的旗号，作为抵制民主在中国推行的理由。他们说，中国有自己的特殊国情。走自己的路，不要让西方人牵着我们的鼻子走。诚然，每一个国家，作为个体存在都是特殊的，像个体的人一样。但决不能说因为你和所的人都不一样，你就可以不拥有大家都拥有的“人”的本质了。国家也一样。不管你与周围的国家如何的不一样，但历史进化的道路肯定是一样的。这就是为什么民主会成为当今世界的潮流。我想提醒那些坚持国情特殊论的先生们，当你们从前雄心勃勃地推进世界革命，想把地球上所有国家都囊括到共产主义大家庭时，想把世界变成红彤彤一片时，是否也曾考虑过国情特殊论呢？这个特殊论和对外主张世界多极化与对内主张单极化是不是一回事呢？
世界上没有完美的制度。所以当我们看一个制度时，必须要用历史的眼光，就是说必须从历史发展的趋势看，看它在历史的进化过程中是处在什么位置上，是一个先进的制度，还是一个落后的制度。先进的制度，即使有这样或那样的不足，但它与落后的制度比，是有本质的不同的。专制制度是少数人用暴力实现的对多数人权利的侵犯和掠夺，而多数人无权表达自己的不满和要求，所以最终的结果就是只能用暴力反抗暴力，以暴易暴，社会就不停地进行这种周而复始的循环，没有尽头。民主制度虽然不可避免地还存在“大多数人强迫”的问题，但这其实是历史的无奈。正像没有十全十美的事物一样，制度也没有十全十美的。大多数人的意志通过和平手段决定全体人的利益，总比少数人用暴力手段决定全体人的利益要进步得多，也公平得多。至于现在能不能产生出一种比“大多数强迫”更为先进的制度，还没有。为什么？因为今天的人不可能超越现实，去解决属于未来社会的问题。其实民主制度在其发展进化过程中，也在不断地发现和提出问题，不停地在进行自我完善。就像“大多数人强迫”这样的问题，其实早就有人在思考了。如果大多数人错了怎么办？所以必须要给少数人提供充分表达意见的机会和条件，另外还要用任职年限来限定根据大多数人的意愿获得社会职位的那些人。就是说被你们选举的人，一旦因为是大多数“看走了眼”，但由于任职的年限规定，他也不可能把错误永远地坚持下去。眼前的例证，就是台湾的陈水扁，而毛泽东却能把他的错误坚持几十年。这样的事不能不让人去思考。
再有，因为民主虽然比专制更公平，但依然会发生“大多数人强迫”，所以在做有关社会的重大决定时，除去总统、议会选举之外，一般来讲，“全民公决”这样的事，还是运用得越少越好，就是说，在国家事务中，并不是什么事都要来一个全民公决。全民公决带来的“大多数强迫”的弊端也是十分明显的。这就是最容易造成社会感情的分裂和两派情绪的对立，如果政府不能很好地引导，那么社会由此也会产生暴力冲突和分裂。特别是东方人，民主素养尚未培育成熟，多数派不知道少数反对派存在的社会意义，少数派也不知道接受、尊重大多数人的意志选择，然后都希望通过他们在专制条件下所熟悉的那些战胜对方的手段来实现自己的目的。比如，暗杀、贿选、制造爆炸、借口选票不实，不停地游行示威、旷日持久地缠斗、攻击政府和议会等，所以社会用“公决”或“公投”之类的手段也很容易搞乱。大多数社会问题还是要交由社会去讨论，最后由政府和议会去协商解决，并不是说民主了，什么事情都要由全国式的大民主来解决最好。我一直纳闷，美国枪支泛滥，恶性事件近年不断发生，为什么国会就不能通过一个禁止公民拥有枪支的法律呢？有人反对，国会通不过，为什么不来一个全民公决呢？毫无疑问，这是典型中国人的想法。按照美国多数人的想法，枪是公民保卫民主和自由的武器（西方国家都没有禁止公民合法拥有枪支的法律），拥有枪支是捍卫自由权利的象征。所以美国宪法修正案第二条明白规定，“人民拥有和携带武器的权利不得侵犯”。看来他们对全民公决的使用是非常谨慎的。
集权政治，没有了表面上的这些“乱”，而实际上许多社会问题都被掩盖了起来。这些问题和矛盾越积攒就会越多，表面上看不出来，可一旦爆发，就会导致非常严重的后果。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我听过一位美国学者来华讲学，忘记了他叫什么了。他对民主政治与集权政治的优劣有过一个比喻，至今叫人难忘。他说，到社会主义国家，看到报纸上一律是赞颂之词，好像在这个制度下的国家是世界上最完美无缺的，一切都非常美好；可是你翻开我们美国的报纸，得到的印象全是反面的，好像这个国家问题成堆，危机四伏，一天都维持不下去了。其实恰恰相反。社会主义国家就好像一艘铁甲舰，资本主义国家就好比是一只小舢板。铁甲舰，威风凛凛，看起来很强大，无坚不摧，可一旦触礁，便顷刻沉没；而小舢板，看起来摇摇晃晃，漂浮在海面上，但它永远不会触礁和沉没。他的话说完没有几年，苏联和东欧这些铁甲舰真的都触礁沉没了。这真是一位了不起预言家。
[font=黑体]六[/font]
说到底，一个社会由专制走向民主，进而走向成熟的民主，最困难的问题就是国民的素质问题。我说过，独裁体制下，要想搞好，只需要一个人英明就行了；而民主，必须有参与的大多数人都英明。因为这个机制是大多数原则，所以必须要有大多数人的“英明”，才能稳住这个体制，产生英明的决策，把事情办好。如果社会的大多数不“英明”，那么这个社会民主的道路将会十分曲折和漫长。东方社会本应该在民主的道路上走得更平坦和更顺畅，因为民主制度的理论和实践在西方都已经搞过了几个世纪了。你已经没有什么理论和实践的难题需要去解决了，只需采取“拿来主义”就可以了。可是东方人搞得却没有想象中的那么顺当，为什么？民主素质问题。东方人总爱用东方人的思维方式去剪裁西方的民主，所以经常是画虎不成，反类其犬。
以中国为例。民主制度之所以在中国很难扎下根来，就是因为中国的大多数人“不英明”，皇权浸润了几千年的国民思想，其实并不知道民主是个什么东西和怎样才能用民主的办法治理国家。精英们以为，用民主的大旗一号召，全国立刻响应，民主建国的日子也就到来了。殊不知，百分之九十八以上的文盲国民，他们满脑里都是三纲五常，都是忠、孝、节、义等陈腐的东西，依靠这些人能够建立一个什么样的民主国家？所以后来的历史发展，应该全在意料之中了。
到今天，我们现在的理论界、政界和一般百姓，对民主又有多少真切的了解呢？——虽然我们整天地还在谈民主。去年，我有一位农村的朋友，向我讲述了他被某县公安局“通缉”的经历。说他们村换届选举，由于大多数人不满意原支部书记多年来组织黑社会，横行乡里，假公谋私，霸占集体砂石场为己有，暴富后就疯狂地向乡、县和市的领导行贿，寻求保护伞，欺压暴打村民等事情。他们就逐级向上反映。全村大多数人都在反映的信件和事实材料上签名画了押，可这并没有阻止该支书继续“当选”为村委会主任。他和他的保护伞们所使用的办法就是把一个村的村委会选举挪到了乡里去投票，这样许多年纪大的、行动不便的村民就没有办法去投票了（农村中目前这样的人口占很大比例），更绝的是“反对派”青壮年一到乡里，就有一个据说是在监外服刑的人钻出来说挑衅的话，大家一激动，上前一说理，便构成了“冲击政府机关罪”。公安早在那里等上了，一口气逮起了三十多口人，连老人和妇女也没有放过。他们没有来得及投票就都被拘留了，投票照样进行。我的朋友跑了出来，成了被通缉的对象。此事还反映到报纸和网络上，也没有用。我的另一位搞纪检工作的、深知此中内情的朋友告诉我，村霸贿选的事多了，只要不出人命案子，谁也不会去管，管不过来。他还告诉我，说他们机关许多人有一个观点，很让我感兴趣。他们说贿选总比由上面直接任命要好吧？这也是一个历史的进步。
选举就是在进行民主实验，就是历史的进步。这就是我们国家目前大多数人对民主的认识。确实是，早在土地革命时期，在农村就曾进行过民主选举。说农民不识字，就让候选人站在前面，在他们面前放上一只碗。农民拥护谁，就把“黄豆选票”放到他面前的碗里。这样的故事被人传诵，目的是为了证实：①共产党搞民主的历史非常久远；②民主制度其实是可以在文盲的农民中成功地推行的。按照这个思路下来，今天的中国的民主实验也先从广大的农村中开始。因为所有人了解的所谓民主，就是一个选举。选举，我们进行了，并且是在最广大的人群中进行的，还有什么可说的？于是想说三道四的人，也就无言以对了。
其实政治民主的更重要的内容是对权力的分置、制约和监督，而不单单是一个选举。选举固然重要，这是在现阶段，所确立的唯一的一个能表达社会大多数人的意愿的机制，独裁是用不着选举的，但这还不是民主的全部，民主的其他方面内容，就是社会权力必须分散，形成相互制约的机制，另外所有的权力都必须处于社会的监督之下。没有分权，就依然是独裁；没有监督，选举的形式不管如何轰轰烈烈，最终也仍然是独裁。因为选举有时也会被人控制的。被控制的选举只是徒有选举的形式，并没有自由选举所能体现出来的民主精神。这种控制分两种，一种就是用赤裸裸的暴力来实现的，像伊拉克的前总统萨达姆，每次当选都是百分之百；还有一种就是用宣传手段蛊惑不明真相的人，也可以达到此目的，像西特勒和台湾的陈水扁。前者是在当今世界上独裁已经没有了市场，独裁者就不得不披上一件民主选举的外衣；后者就是利用宣传手段，造成一股强大的舆论胁迫力量，使许多人在这种情况下别无选择。我们对后者也并不陌生。当先年林彪掀起的疯狂的造神运动，硬把毛泽东吹捧成千古一神，在那种条件下，不知有多少人因为疏忽、无知或较真枉受了牢狱之灾和丢掉了性命。
所以以为单纯的选举就开始了民主化的进程是对民主政治认识的极大无知。推崇什么土地革命时期用黄豆做选票的选举，用意也许是好的，但可以肯定地说，那不可能是真正的民主。
选举和交换是一样的，它们必须借助社会力量的保护，才能生长、发育，而它们本身绝对不是一架强力机器。所以有什么样的社会环境，就会培育出什么样的选举。没有对社会权力的制衡和监督，选举就会成为闹剧和独裁者的遮羞布。
如果说，选举的正义性和纯洁性是由社会要求民主的进步力量来保证的，那么当在社会中这种力量尚未出现或形成时，民主对于这个社会来讲可能还是一个遥远的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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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解决中国的民主问题还必须先从提高全民族的民主知识和民主素养开始。
首先，不仅仅是要在知识分子中而是要在广大群众中普及民主的基本知识和理念，让民众明白，只有民主才是彻底解决中国当前发展中的所有重大问题的根本途径。众所周知，每年全国有数万起的“群体事件”，然后就是络绎不绝的上访大军、截访大军。房子被拆了，土地被人夺走了，没有给予应有的补偿；司法不公、分配不公，你可能就是受害者，但却状告无门；眼看社会腐败蔓延，贪渎成风，而大家只能发发牢骚，却束手无策；如果你想和他们较量一下，那么等待你的很可能是打击报复和牢狱之灾；还有，公款旅游、吃喝、搞排场、挥霍浪费；党政机关越精简人越多，人浮于事；各行各业造假成风，官员要假政绩，学人要假成果，工商企业生产假产品……所有这些事，当你静下来，无论你是当事者还是局外人，你是否思考过：如果在民主体制下会不会发生？民主体制为什么没有“信访办”？信访办能不能够解决百姓的所有申诉问题？单凭纪检、反贪局能不能杜绝大小干部包二奶和前赴后继的贪渎现象？当今的社会，市场经济了，为什么当人遇到大小事情都要去“找人”——从孩子上学、找工作，到评职称、判案子？并且谁能够找到的人官越大，谁的事情能够解决的可能性就越大？如此问题，林林总总，不一而足。更令人气馁的是，许多问题从建国就开始存在了，愈演愈烈，至今也看不到根治的希望。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呼吁政治体制改革，呼吁民主政治的原因。
现象是规律的表现。社会现象自然也是社会运行规律的表现。规律又依存于一定的条件，就是说在某种条件下，才有某种规律。如果你想让某种规律消失，你只需要找到该规律发挥作用的条件，改变这些条件就可以了。有些规律，人是可以驾御和改变的。假如社会中有一个问题，不管你想出什么办法，也不能解决，那么你必须想到，这就是某种规律在起作用。彻底解决该问题的办法，就是进行变革，改变原有规律存在的条件，问题也就解决了。举例说，计划经济时，人民公社，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神圣不可触动。那时也想让土地多生产出粮食，但是就是生产不出来。毛泽东用了许多办法，像什么政治挂帅，学大寨，整天开大会，讲阶级斗争，忆苦思甜，斗私批修，也讲修水利，科学种田，可到头来，弄得百姓一贫如洗。农民劳作一年，一个工作日只分几分钱，反倒欠下国家一屁股债。国家也贫困到了极点，什么都要凭票买。邓小平在农村的改革其实很简单，就是停止集体大呼隆，把土地分到各家各户，让农民自己去经营就是了。一两年就大见成效，很快就解决了吃饱肚子的问题。可见只要把条件稍稍改变一下，原来的那些规律现象就都不存在了。国家领导人不再为缺粮犯愁了，城市的购粮本和各种票证都进了博物馆。当你在既定条件下，怎么走，路也不通，那么就应该立刻想到，不要再按原路走下去了，要改弦更张，这就叫变革。再比如，贪腐，中国几千年，没有一个王朝能够让它的官员大部分都做到清廉的。贪腐是所有王朝的痼疾。也就是说集权政治制度下，永远解决不了贪腐问题，因为它不敢依靠人民的监督，它不敢把权力分散，形成权力制衡的政治架构，进行相互监督。于是贪腐就成为了官场人的正当的职务行为。人们削尖脑袋去钻营做官，公开的幌子是为国为民效劳，骨子里想的是那个出人头地的作秀场和诱人的敛财平台。偶有被揭发出来的，弄个身败名裂，只能埋怨运气不好，或者是没有找到更强有力的靠山，人家怎么就全身而退了呢？久而久之，耳濡目染，互相学习，就形成了一种贪腐文化。受这种文化侵蚀，以东方人，特别是中华文化圈的人为最甚。为什么？历史太悠久了。能不能改变呢？能！但必须进行制度变革。成功的例子就是香港和新加坡，台湾也正在跟上来。陈水扁可能是台湾新制度下旧病发作被击倒的最后一位大人物。
其次，认识到民主对国家命运之必需还不够，鉴于世界各国民主成功和不成功的实践，我们应该从现在起，就要在全民中有意识地培育、积攒作为民主社会公民所应具有的必要素质。这对中国人来讲，可能不那么容易。因为中国的传统政治和生存理念就是独占，权力和利益绝不能与他人分享。所以政治斗争在中国必须是你死我活的，为了战胜对手，可以不择手段。“成者王侯败者贼”的历史观，也迫使所有的人必须做战胜者，不能做失败者。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在中国的这块土地上，人们总钟情于大一统，而欧洲大陆从来就没有统一过。人们热爱斗，而且不服输，让我举一个小例子来说明。山东电视台有个频道每周末都举办一个辩论节目，就一个话题，正反双方面进行辩论，申明自己的主张。请来辩论的人都是专家学者、当地名流。我无意中看过两三次。那场面就像吵架一样。随便打断对方的话，没有歉意；用提高嗓门压倒对方的声音，各说各的，其实谁也听不清他们在说什么；有时连主持人都插不上话，想分开双方的争吵就像分开街头泼妇们的对骂一样困难。学者的风度、涵养、包容已荡然无存，有的只是气急败坏地想征服和战胜对方的欲望。这就是国人！还是国人的佼佼者！要是一般百姓呢？这只不过是游戏，要是真的开始全国选举辩论呢？所以我说，我们的民主大概还要从A、B、C做起。
当然我这样说，不是为某些人妄图阻挠中国的民主进程找借口。恰恰相反，我感到了中国民主进程的紧迫性和为全民的准备不足而担忧。
民主对人的要求是宽容和妥协，权力分享，利益均沾。从理论上说，摒弃了暴力争夺的一群人，当他们面对如何切分权力和利益的大蛋糕时，除去协商、妥协之外，还有什么其他的路可走？，没有了。所以，民主对人的最低道德要求就是宽容、包容。多数派对少数派要包容；少数派对多数派要宽容。总想把对方置于死地的想法，是民主政治的大敌。这样的人占据国民的多数，国家也就难于实现民主政治，即使勉强实现了，未来的道路也会走得漫长和曲折。
因此我认为当前最重要的是要把科学的社会进化史观、要把公民社会的权利义务A、B、C知识普及到民众中去，把民众从武侠人物、报仇雪恨，社会黑道、打打杀杀，尼姑道院、念经颂佛，宫廷血斗、阴谋迭出，草莽英雄、劫富济贫，还有那些不着边际的神话、精神自慰等等中解放出来，告诉他们一个现实的世界应该是一个什么样子，以及个人在现实世界中应该做什么和不能做什么，政府应该做什么和不能做什么，以及为什么。进行那样的思想准备和精神积累，才是开启我们民族的真正复兴之路，才是国人和世界进步人士所期待的中国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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