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愚：社会平等是通往和谐社会的桥梁
2009-04-29 上传人：新老年
[size=4][color=#0000ff]2007-11-10 15:16 来源: 本站原创 作者：俞愚[/color][/size]
[size=4][color=#0000ff]内容提要： 本文从新角度诠释了和谐社会与社会平等这两个概念，论述了社会平等与和谐社会的关系，认为社会平等是通往和谐社会的桥梁。列举了社会不平等现象，分析了社会不平等的原因，指出了消除社会不平等的路径。认为建设平等社会是建设和谐社会的开端，不能建成平等的社会，就不可能建成和谐社会。[/color][/size][size=4][color=#ffffff]
[/color] 在“摸着石头过河”，时刻都在担心掉入深渊的时候，“建设和谐社会”确实是一个使人眼前一亮的口号,眼光从眼前水中的石头延伸到了彼岸。“建设和谐社会”一出台就被民众和媒体称为“胡、温新政”，中国大陆社会又有了一个宏伟的目标。
在此之前，中国老百姓寄予厚望的“小康社会”建设没有达到预期的目标。上世纪八十年代初，邓小平制定了这样一个目标：“我们的目标，第一步是到２０００年建立一个小康社会。”历史到了世纪之交，人均GDP已经达到了与小康社会相对应的指标，但中国大陆除了少数人暴富之外，绝大多数人只是解决了温饱问题。直至2006年，中国政府公布的国情资料说，以每年不足七百元人民币的收入作为标准，还有2700万人口没有脱贫。根据亚洲开发银行《亚洲2005年关键指标》的数据，2003年亚洲6.21亿低于消费1美元标准的贫困人口中，有1.73亿生活在中国。中国现在处在绝对贫困状态的人口也有一亿。
对于20世纪的中国没有完成小康社会建设计划的原因，有很多掩饰说法，其实，根本原因是特权参加了分配。特权者用“摸着石头过河”为理由，挂着改革开放的旗号，进行国民财富重分配，主导国民收入的分配。一些人用手中的特权或者依附特权剥削人民，造成空前的两极份分化，使中国成为基尼系数最大的国家之一。他们把财富集中到少数人手中，降低了本国的消费能力，购买力很低的中国老百姓，眼睁睁的看着用低价劳动力做成的普通消费品被迫寻找国外市场，使刚刚进入市场的经济失去了正常的动力，被迫成为外向型经济。中国大陆社会成了暴富者的天堂，与总设计师“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的设想南辕北辙。本来应该全民小康的社会，成了老百姓头上压着“新三座大山”（住房、上学、医疗相对于被毛泽东称为三座大山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成为“新三座大山”）的社会；一个矛盾重重，很不和谐的社会。面对这样的现实，为了面子，只有用“中国现在达到的小康还是低水平的、不全面的、发展很不平衡的小康”来掩饰，为了面子，创造出“低水平小康”、“高水平的小康”等可笑的概念。
如此结果的根本原因是有目标而没有达到目标的路径。总设计师设计的路径在实践中没能具体化，没能形成相应的法律制度，实际上被抛弃了。特权者祭起了“摸着石头过河”这一大旗，断章取义地喊着“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口号，改革出现了权力支配的随意性，背离了邓小平的社会主义本质论。
中国总是有这样一批人，他们精熟官场的规则，用震天的口号和卑劣的表演来捞取权利，用卑鄙的手段做官当老爷，用实用主义的做法捞取私利。他们使一个又一个的社会理想成为泡影，使一个又一个政治家种下龙种，收获跳蚤。而中国的政治家因迷恋权力和意识上的唯我独尊，常常会被这批人蒙蔽，当事实使这些政治家不得不清醒的时候，历史阶段已经画上了实际上是感叹号的句号。这批人是中国传统意识形态糟粕的传承者，就是这批人，民国以来一直在阻碍中国前进的脚步。“建设和谐社会”如果不被这批人再当作升官发财的魔棒，也许会在中国的历史中熠熠生辉。
和谐社会是一种什么样的社会呢？目前，这个问题实际上有两种答案，一种是传统答案，一种是创新答案。
传统答案是把和谐社会看作“盛世”或康有为心中的“升平之世”，社会安定，百业兴旺，人民安居乐业，生活富足，道德水平很高，犯罪率很低，威震四方，八方来仪，甚至“马下双驹，麦挑二旗，也不闭户，路不拾遗”，也就是“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康乾盛世”为样本的社会状态，是渲染大于实际的，“东风压倒西风”的，“牧民”的，武功文治的杰作。也许很多人不敢公开承认这种答案，实际上是这些人心中的真实的答案并赋之以实践。
创新答案是一种人与自然和睦相处，社会各领域配合自如，社会矛盾处于非对抗性状态，基本上处在社会自然矛盾的状态下，通过对社会的艺术性管理，社会产生自动调节功能，矛盾不断消除，要素自动平衡，人民意志随时表达，行政机构简单高效，合作大于对立，使社会矛盾因素的博弈力量处于相对平衡的状态，社会在不断自动调整中始终处于高速的可持续性发展的状态。由于这种答案运作于实践与官场潜规则不相符，常被看作阳春白雪而束之高阁。
社会自然矛盾是由人的自然性带来的社会矛盾。人的自然性表现为差异性和共同性。人的自然差异性包括生理差异、生活所处的自然环境差异等自然原因形成的人的社会差异。人的自然共同性主要是指人的动物性在社会上的表现，包括对衣、食、住、性等方面的自然需求。和谐社会不能消除社会的自然矛盾，但可以自动调节这种矛盾。
对社会的艺术性管理才是真正的政治。政治原本是管理国家，管理社会的艺术，可是，一些专制政治家们把政治变成了“绞肉机”，变成了夺权和保权的手段，变成了野心家、阴谋家、杀人犯、骗子的社会舞台，使大多数的人提到政治就不寒而栗。中国的商家常在自己的店铺里贴上“莫谈国事”的启事，对政治的高谈阔论常常使人敬而远之，以至于人们心中敬仰的国父，也有“孙大炮”这样的绰号。只有民主平等的政治能够改变政治和政治家在人们心中的形象。
历史经验证明，用传统思想理解的和谐社会都是短暂的，是一种改朝换代，治乱交替，社会轮回过程中的“治”的阶段。而用创新思想理解的和谐社会，是天人合一，顺天利人，人人相谐，稳步发展的社会。传统思想理解的和谐社会是一元支撑的社会，是用压制矛盾，掩盖矛盾的办法形成的表面的和谐社会。创新思想理解的和谐社会是多元支撑的社会，社会的主导力量用释放矛盾，化解矛盾方法，使社会主要矛盾处于博弈平衡状态而形成的和谐社会。
差异是矛盾，一般是非对抗性矛盾。差异可以质变为对立，成为不平等，对抗性矛盾。对于人类社会来说，对立的根源是不平等。社会要素博弈力量的平衡状态，是相对平等的状态。经济权利的平等、政治权利的平等，意识形态的平等，这三大领域的平等的社会是矛盾最小的社会。建立在社会平等基础上的社会，才是和谐社会。经和谐社会创新理论解读出的社会，实际上首先是平等的社会。
和谐社会也是社会大多数成员政治目标一致的社会。政治目标一致不是一统，而是要素的平衡状态，这种平衡是一种大层面的平等。
和谐社会是人类的又一个社会理想。在此之前，无论是宗教的，封建主义的，资本主义的，民主主义的，社会主义的，共产主义的社会理想，还是乌托邦、太阳城、大同世界、极乐世界、天堂、小康、大同等社会理想，都没能实现或没能真正实现。原因是现实和理想之间，缺乏可靠的，正确的链接。
如果把和谐社会看作彼岸，而不能建造一座可靠的桥梁，和谐社会只是一种想法；只有当能够设计出无懈可击的图纸，找到了最合适的建筑材料时，和谐社会才是理想。实现和谐社会的关键是建造通向和谐社会的桥梁。有了这座桥梁，就不要再“摸石头”了，中华民族就不要再承担社会改革随意性的风险。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实现和谐社会的第一步在哪里呢？既然，建立在平等基础上的社会，才是和谐社会，那么，和谐社会的建设，就应该从社会平等建设开始。如果不能认识到这一切入点，肯定会步入歧途。消除社会不平等，从而消除两极分化，实现共同富裕，达到和谐社会；社会平等是到达和谐社会的桥梁。
什么是社会平等呢？社会平等主要是人与人之间的权利平等，包括自然权利的平等和社会权利的平等。人在其生活涉及的范围内，自然资源和社会资源属于全体社会成员，对于自然资源和社会资源，社会成员本应该具有平等的权利。任何个人、社会团体、地域或社会管理机构都不应该有对自然资源和社会资源的垄断权。这里的自然资源是指大自然（包括地球外空间）给人类的生存，发展所提供的物质资源和信息。这里的社会资源是指由人类的社会活动创造出来的资源，包括物质资源和精神资源；囊括经济资源、政治资源和意识形态资源。
过去对平等的理解，多局限于政治权力的平等，忽视了经济权利的平等和意识形态方面的平等。如果没有经济权利的平等，政治权利的平等是虚设的，意识形态的平等也失去了经济基础。社会平等应该是一个平等的体系。
绝对平等永远只是一种愿望，相对平等才是实际的平等。建设和谐社会是要通过制度改革，减轻自然不平等，通过社会的变革，消除人为不平等。自然不平等，是指人的体力、智力、性别、人种、生活地域差别等自然条件造成的不平等。人为不平等是由社会经济制度、政治制度、意识形态形成不平等。人类不可能消除自然不平等，所以，社会平等只能是相对的平等。
社会平等不是平均，不是原始公社分猎物，也不是绿林好汉“见面分半”，更不是“大锅饭”，而是保障基础，自由发展，机会均等，是社会要素博弈中的平衡状态。
社会总是处在矛盾之中，平等只是矛盾相对平衡的产物。在主要矛盾的更替中，社会愈来愈接近于人门心中的平等目标，这就是社会进步。一切能够促进平等的社会力量，都是变革社会的进步力量，一切阻碍社会平等的社会力量，都是企图使社会倒退的，制造社会动乱的反动力量。
人类社会不平等的起源于对自然所有权（对人的生活涉及范围内的自然资源的平等权利）的剥夺，这种 剥夺的形式最初是古代氏族部落对别的部落的掠夺战争，并不是像西方学者论证的那样，认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是来私有制，因为那时的战争是氏族公有制对氏族公有制的战争。
自人类的社会不平等产生，至人权以法律的形式出现，人类社会的不平等一直处在不断的扩大之中，由经济剥夺到政治剥夺，最后扩大为思想剥夺。这种无孔不入的，逐步扩大的剥夺，巩固了金字塔形的社会结构。这种社会结构，使社会始终处于治乱交替的状态，矛盾集中起来爆发就是改朝换代。改朝换代毁灭了人们的大部分物质创造，要享有幸福的生活只有从头再来；社会始终在很低的文明水平上轮回。建设和谐社会的步伐如果能够先走向建设平等社会这座桥梁，中国就会从这种轮回中走出来。走出这种轮回，是毛泽东在西柏坡时就有的想法；走出这种轮回，是中华民族复兴的必要条件；每一个炎黄子孙，都有使中国走出这种轮回的责任。
首先建成一个平等的社会，这需要的是理性和智慧。我们曾经把幸福寄托于理想和暴力，那是农耕时代的寄托；进入市场化、工业化、民主化的社会，只有理性和智慧能给中国人民带来幸福。中华民族是具理性和智慧的民族，会认同首先建成平等社会这个和谐社会的正确切入点。
当我们从思辨中走到实际中去，就会发现社会的不平等现象比我们想象的还要严重，把由漫长历史积淀起来的极端不平等的中国社会改造成和谐社会，将非常艰难。
有史以来，中国一直是贵贱，贫富差距极大的，极端不平等的社会。夏启以后的中国社会，一边肉山酒海，食不厌精，脍不厌细，一边易子而食，人肉为食，人骨为薪。民国时期，一边纸醉金迷，一边“水、旱、蝗、汤”。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进行了土地改革，差别渐小，但没过多久，又渐渐扩大。改革开放前制造了“城乡二元社会”，改革开放后二十多年制造的社会差距，已经超过美国二百多年历史造成的社会差距。如今，东、西部之间的社会差距已有半个世纪。中国社科院发布《2005年社会蓝皮书》记载：收入差距的扩大逐年累计起来就形成了财产差距的不断扩大。收入最高的10％的家庭财产总额占城镇居民全部财产的比重将接近50％，收入最低的10％家庭财产总额占城镇居民全部财产的比重仅会维持在1%上下，80％的中等收入的家庭仅占有财产总额的一半。
现实生活中的社会不平等是随处可见的。衣食住行，医疗上学，举手投足，语言表情，满眼都是等级制的标记。进城务工者建起了高楼大厦，自己却成了流民工奴，无立足之地；国民经济翻了几番，工人实际上拿到手的一直是劳动力简单再生产的成本。与此同时，有五十万元一桌的酒席，有令法国人惊叹的“人头马”销量，拉斯韦加斯的赌场老板们出资专训员工的汉语，洛杉矶的一个小镇布满了一掷几十万美金的中国大陆暴发户的豪宅。
中国幅员辽阔，气候、地貌、人情差异很大，一直是多自然灾害的国家，有很多自然不平等的因素。这些自然不平等的因素，导致中国人在横向关联（人与人之间的关联）和纵向关联（一个人不同生命阶段之间的关联）中显示出很大的差异。中国一直存在资源和人口的矛盾，资源争夺和做“人上人”的动机使中国社会历来都是社会不平等十分严重的国度。
中国的社会不平等历来都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因为中国社会一直认同社会阶梯的固定化，一直是由贵族和贱民组成的社会；无论什么样的社会制度引入中国，一经儒化就会显现出明显的“马太效应”，都会制造人为的不平等。
现实社会中的人为不平等是十分严重的，表现于经济权利不平等，政治权力不平等以及意识形态的不平等。当前最严重的是实际上难以约束的特权像鬼魂一样附在那些本不该成为商品的商品上，进入钱权交易；它每时每刻都在把穷人口袋里的钱掏给富人，转过来滋养特权，不断加大社会的不平等。
进入二十一世纪，中国社会的不平等现象集中表现出来，中国已是基尼系数最高的国家之一，社会歧视最严重的国家之一，新阶段的社会等级分化已经结束，并开始了阶层或阶级的固化，积累起来的社会矛盾成为社会的火药桶。
我们的宪法上不是规定了公民权利平等吗？中国的宪法只是不得不摆出来的理想，理想与现实是脱节的。从中国君主立宪的第一部宪法开始，始终存在着高于宪法的强大的力量，这种力量可以任意玩弄宪法。这种力量的名字叫做特权，不管它以什么形式出现。宪法在特权魔术师的手里，可以是遮羞布，也可以是大便纸，只有在面对弱者的时候，它才是利剑。
在权大于法的人治条件下，公权的私用者始终能够用公权兑换利益，并且始终都在寻找私有的公权成为商品的机会，权大于法是现代中国社会不平等的根源之一。不经人大授权，公务机关能给公务员长工资，教育部可以在高考时给自己下属的子女加分，这些是人人都能看到的公权兑换私利的明显的小案例。
经济状态不平等和经济权利的不平等是十分明显的。经济权利的不平等时刻都在加剧经济状态的不平等。
经济状态的不平等主要表现在经济资源的垄断现象日益严重，政府对自然资源的垄断，剥夺了人民对自然资源得的所有权。政府对公有资本和公有资产的垄断，剥夺了人民对公有资本和公有资产的管理权。特权垄断了国民财富的分配，同时垄断了国民收入分配。非法私产日益积聚，社会保障覆盖面小且已经形成等级制，少数人为了增值非法资本，为了奢侈淫逸浪费了大量的自然资源，破坏了环境，多数公民实际上被取消了公共消费的资格，形成了公共消费的等级制。社会需要用很大一部分资源来支撑社会不平等，维护这种不平等，加大了社会的内耗，严重阻碍社会进步，这与中国需要快速成为强国的目标背道而驰。
经济状态的不平等主要原因是经济权利的不平等。当特权介入各种社会资源的分配之后，社会就没有平等可言了。当政府没有接到人民的授权就能够买卖人民的自然资源，人民的经济权利被出卖了。
中国的经济一直都是政治的经济，自夏启开始，经济都是为政治服务的，经济向来是政治的奴仆，“一个中心”实际上是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服务的；政治的经济是权力的经济，不是等价交换为原则的经济，因此，是经济要素不平等的经济。经济要素的的不平等反过来又会加剧政治要素的不平等。在现实社会中，政治不平等主要表现为个人或社团对政治资源的垄断以及由这种垄断产生的特权。
权力的商品化已经是不争的事实，能够成为商品的权力都是特权，民主的权利是不可能成为商品的。在宪政条件下，特权是由违宪剥夺别人权利形成的。如果主政者企图用授予特权或默认特权来获得支持，这本身是一种交易，是现代政权的自我否定；不管你代表谁。
现实中国社会意识形态的不平等现象也极为严重。这种不平等意识形态集中表现于社会歧视。中国的歧视现象很普遍，中国人有由来已久的被歧视同时歧视别人的意识。有权者歧视无权者，有钱者歧视无钱者，知识分子歧视工农，城市人歧视农村人，男人歧视女人，壮年歧视老幼 …… 中国的社会确实存在着一条歧视链，沿着金字塔结构自上而下。因金字塔底围大，受歧视的是大多数人。如果仅仅是“以己为据”产生的歧视，还不算可怕，可怕的是社会制度造成的歧视，因为这种歧视会形成社会阶层的整体歧视，会产生歧视的牢固性，从而造成固定性不平等。
社会歧视本质上是一种社会内耗，也是社会资源运行效率低下的根本原因之一。 为成为“人上人”，人们像一群虫子相互践踏，不遗余力的争斗。争斗形成了无数的冤狱，欺诈，压制，甚至战争，争斗毁坏了人的创造力，阻碍生产力发展，是造成国家和民族落后的主要原因之一。 想做“人上人”的动机，导致现实社会中实用主义和拜金主义盛行，导致不择手段地获取财富，拉大了贫富差距。社会歧视扭曲了人的心理，造就了一代又一代极端主义者。这些极端主义者的非理智行为，对社会产生了危害。极端主义者操纵了社会，社会就陷入灾难之中。
儒家把做“人上人”看作福气，连最低阶层的国人也会以阿Q打小D，男人打老婆的方式品尝“人上人”的滋味。儒家思想能够固化社会阶梯，能建立起“天经地义”的社会歧视，历次改朝换代之后，只要一平定下来，儒家就会兴旺起来。儒家思想是最强的溶剂，任何先进的社会制度都能儒化，民主制度进入中国以后，变成多数歧视少数，从来都不知道尊重少数的原则，这是民主制度的儒化现象。
中国的社会歧视具有普遍性，导致中国人失去了平视的眼光，要么“高山仰止”，要么“一览众山小”。因为没有平视的眼光，很多事物在中国人眼里变了形，当少数人用平视眼光看待社会的时候，立即会被看作异类。
经过近三十年的改革开放，中国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农业国迈进了工业化的门槛，但是，政治改革和意识形态的改革没能和经济改革同步。尽管把马克思主义大旗举得很高，但具有辩证唯物主义思想的中国人并不多；人们往往不能看到意识形态对政治，对经济的反作用。中国传统意识形态中的糟粕，特别是儒家意识形态的糟粕在中国改革开放中起到了反动作用，“人上人”的思想仍然是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做“人上人”，骑在别人头上，是人生的动力，甚至是整个社会的动力。在一个将要工业化的社会，一个必然会以平等合作代替由抵御自然灾害，介于天人之间的农业社会权威形成的意识形态的社会，“人上人”无疑成了社会前进的绊脚石。就是这种“人上人”的主流思想，阻碍了整个意识形态的更新，使思想解放停留在口号界面，政治改革缺乏新思想的指导，经济改革缺乏人文动力，加剧了社会的不平等想象。
“打江山，坐江山”的农民革命意识形态逐渐代替了人民江山思想，革命的结果只是“党天下”的更替。自“反右”之后，主政者就失去了政治博弈条件而失去了政党的性质，成为主政集团。由“党的利益高于一切”的组织原则替代了社会的政治原则，由“下级服从上级”的组织纪律替代了社会的政治规则，用指挥军队的方法指挥社会，形成了社会政治资源的垄断现象，给专制和权力割据创造了条件，制造了严重的社会不平等。
在平等合作的工业社会生产关系没有建立之前，由于中国的皇权不承认皇权之外的私有权，中国始终处在农奴社会意识形态垄断的时期，这种意识形态的最明显表现是依附思想和政治异己思想。公民把公民权拱手相让变成了失权者，同时培植了特权者，形成了政治权力的严重不平等。
长期以来，中国主政者对伦理道德有多重标准，导致中国人长期有“以己为据”思维习惯，这种思维习惯导致了伦理道德标准的多重性，制造了行为标准的不平等。“奢华美”就是一种不平等的行为美学现象，在一个穷人众多的社会里，创造了世界上最高的奢华，就是由“以己为据”的思维习惯和多重伦理道德标准形成的社会现象。
现时的中国需要加快成为强国的速度，不快速成为强国，就有可能被将要形成的世界资源环境政治所肢解，中华民族应该是有危机感的民族。一个社会不平等，内部各因素之间不和谐的国家，是不可能成为强国的。面对现实与强国理想，中国需要大智慧。
大智慧往往都是最简单的，只要中国能够用优秀的社会制度消除人为不平等，再用社会的调节力量缩小自然不平等，首先建成一个平等的社会，中国的社会很快就会成为和谐社会，如果连一个平等的社会都建不成，和谐社会就没有希望了。
把社会和谐定为政治目标，无疑是明智之举。但口号毕竟只是口号，在这样一个社会极端不平等的国度，实现这一口号，却有蜀道之难，必须一步一步地从建设社会平等做起。
消除垄断，才能平等。这里的“垄断”是指对经济资源的垄断，对社会政治资源的垄断和社会意识形态资源的垄断。
经济关系是社会的基础关系，首先要消除特权对经济要素的垄断，消除现实社会中经济状态不平等和经济权利的不平等，建立起民主条件下的经济权利平等的法治社会。消除经济状态不平等，是当务之急。消除经济状态不平等，是“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
要消除政府对经济资源的垄断，这种垄断制造了经济领域内的严重不平等现象。政府在市场经济的建设中没能实现及时的转型，在经济竞争中充当了“运动员”和“裁判员”的双重角色，以至于成为公有制大经济实体的保姆，使国企搞了近三十年的改革，还不能进入真正的市场运作，同时，在公有制企业改革中支持了特权者的国民财富重分配，成了公有制小经济实体的杀手，把国企改革变成了消灭国企的改革，严重削弱了公有制经济，制造了就业压力，剥夺了国民民主管理公有资产的权利。政府在没有人民授权的情况下，经营全体人民的自然资源，成了最大的商人。政府垄断了财政的使用权，使中国政府成了世界上行政经费占财政收入比率最高的国家之一，制造了公务员和人民群众之间的经济权利不平等。
要消除主政者对社会公共事业人才使用方面的垄断，这种垄断造成了经济人力资源使用方面的不平等现象，伯乐相马的用人方式，浪费了大量的人才。人才是经济发展的动力源，由于不能不拘一格使用人才，阻碍了经济人力资源的正常发挥。
要消除特权对资源分配和分配方式的垄断，这种垄断使我国成为世界上两极分化最严重国家之一。这种垄断借改革之名，形成了特权对国民财富的重分配，公有制企业改革中造就了成千上万的暴富者，贪污受贿造就了一批大富翁，我国在人均GDP仅仅一千多美元的情况下，大富翁的数量已居世界第二，就充分说明了这个问题。国民的劳动创造本来有三个分配对象，即社会公务、资本和劳动者，但中国却出现了第四者，即特权所有者，他们用权力重新分配了国民财富，并主导了国民收入分配，使中国大陆社会出现了权钱交换，造成了两极分化，形成了极端的社会不平等。
要消灭非法私产。非法私产表现了最显著的经济状态不平等现象。非法私产是指用违法手段获得的私产，主要是使用特权或租用特权，用权钱交换的方式形成的私产。非法私产还包括：偷税漏税，制售淫秽物品、毒品、假冒伪劣产品，赌博，卖淫，诈骗，敲诈勒索，侵犯知识产权，浪费自然资源，破坏环境等犯罪手段获得的私产。钱权交换从“价格双轨制”时的“官倒”开始的，在以后的公有制企业改革过程中掠夺了公有资产，用权力贪污受贿，用权主导国民收入分配，积累了大量的非法私产。消灭非法私产，就是把这些非法私产归还给被剥夺者，这些被剥夺者有个人，有经济实体，还有全体人民。人民为了夺回自己的劳动果实，应该组织起来，清算非法私产,主政者为了政权的稳固，也应该支持人民清算非法私产。
要实现全民平等的社会保障。从自然所有权的观点出发，人人都有平等的自然资源所有权，基于自然所有权，人人具有享受平等的社会保障的权利。中国大陆的社会保障覆盖率低，并且明显显现出等级制，正在增添社会的不平等因素。现在社会保障的覆盖率不足30%。谁出钱就给谁办社会保障，社会保障成了商业保险，政府成了保险公司。社会保障应该主要要由财政来支持，否则，就不可能有平等的社会保障。现有的社会保障形成了不同的等级，老干部、公务员、工人、农民、城市市民享受着不同的社会保障标准。社会保障对所有公民应该是平等的，没有等级的，只允许给有生理缺陷的人或伤残人社会保障的优惠。
要制止侵犯人民自然所有权的现象。国人对自然法权是陌生的，因为在中国，权力始终是天授的或是继承来的。自然所有权是大自然赋予人类的人人平等的经济权利，是政治平等和意识形态平等的经济基础。只有来自自然的，才是真正平等的，自然权利是人类平等的根源，中国的社会制度从来也不承认自然法权，人民的自然所有权的遭受到了严重侵犯。在农业社会中，对自然所有权的侵犯，主要是对土地所有权的侵犯。现在把土地权标上价格买卖，实际是权利的买卖。只要权利成为商品，整个社会就没有平等可言。把自然资源作为商品出卖，这种商品的实质就已经不是自然资源，而是权利，自然资源的价格，本质是权力的价格。剥夺了别人的权利，再把这种权利铸成商品卖给被剥夺的人，这不是强盗行径吗？对于失权者来说，为了生存，只得用仅有的钱购买权利，就没有钱购买足够的生活用品了，这是人民贫困的根源，是“消费需求不足”的主要原因，是经济发展的最大阻力。人的生活离不开自然资源，当权力出卖掠夺来的自然所有权的时候，吸纳了大量的消费能力，这样必然会使消费市场萎缩，从而使经济发展出现需求危机。对自然所有权的剥夺，导致社会两极分化，导致贫困和奢侈共存。应该立法制止权力对人民的自然所有权的侵犯，消除地位和金钱在自然资源利用中的特权，制止过度消费，严厉打击因过度消费浪费自然资源，破坏生存环境的行为。
要消除社会公共服务资源消费中的等级制和过度消费。公民对公共服务资源具有平等的使用权。用财政投资或公有资产建设起来的公共服务设施、场所，不准设置服务的等级。公共消费只给有生理特殊情况的人（老、弱、病、残、孕）提供优先权和占用权。如取消公有制酒楼里的雅座，取消公有制宾馆里的高档房间，取消火车站里的高收费候车室，取消公有制医院里的高级病房等。过度消费是指违背人的自然性，浪费自然资源，毁坏生存环境的消费，“上等人”习惯用过度消费来表达自己的身份地位和理想中的身份地位，这种所谓的“上等人”实际是社会渣滓。
要捍卫公有制主导、按劳分配为主的社会主义经济原则。公有制失败的主要原因是特权劫持了公有制，改变了公有制的性质，而公有制的性质是不能脱离民主制的。现实社会中特权对社会主义平等的本质性经济原则提出了了严重的挑战。本来，在国民收入分配对象中有三大范畴，即社会公务、资本和劳动者，现在营造出了第四范畴，即权力范畴。技术、管理、公有资本经营等都是劳动范畴，硬把它们划出来，实际上是在给权力参加分配提供依据。
经济状态的不平等消除之后，还要消除经济权利的不平等。要建立健全经济法制，堵塞特权掠夺人民财富的路径。要用民主和法制堵塞产生社会经济不平等的现象的路径，避免产生新的经济状态不平等。
要建立平等的财产权、资产权及资本所有权。实现资产、资本的法治，堵塞特权支配国民财富分配和国民收入分配的路径，避免产生非法私产。公民具有合法财产、资产、资本不被非法剥夺的权利。公民对公有资本和公有资产具有平等的管理权和收益权。要消除权力经济，建立起公有经济管理的民主制和民主条件下的经济活动的法制。要消除经济垄断。政府退出经济经营活动，把国有资本和国有资产移交给“人大”，政府只当裁判员，不当运动员。要立法保护公民的自然所有权。即管理自然资源，从自然资源管理中获得利益的平等权利；公民要有制止奢侈，制止浪费自然资源的平等权利；制止破坏生存环境的平等权力。要建立公民平等的社会保障权。不仅包括生存保障权，即吃饭、穿衣、住房、就医、养老等保障，还包括发展保障权，如受教育的机会平等、就业的非歧视等。要实现平等社会保障基础上的按劳分配。把资本经营、技术、管理等生产力要素归属于劳动范畴。制定劳动力商品的法定价格。要消除社会分工的等级制，在国民收入分配中尊重普通劳动和普通劳动者，鼓励创新性劳动。
私有资本的社会化是西方社会民主化的结果，也可以说是私有资本的政治化的结果。私有资本的运作服从于全民的民主制的法律之后，私有资本实际上就社会化了，资本的所有者为了选择合适的资本增值的条件，把私有资本抛向社会，服从于民主条件下的法律。私有资本的所有者在实践中认识到了马克思揭示出来的资本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并以私有资本的社会化来缓解私有资本和社会化大生产之间的矛盾，使私有资本适应于社会化大生产，不仅能够避免大规模的经济危机，而且能够达到劳资两利效果，给资本增值选择了更好的条件。中国进入市场化之后，私有资本不要再走垄断化、制造经济危机的老路，不要成为制造两极分化的根源，早走社会化的道路，这样可以避免私有资本制造新的社会不平等。
政治关系是经济利益群体关系的集中体现，是经济关系的保障。政治关系不平等必然会导致经济关系不平等。政治关系的不平等，表现在少数人对政治资源的垄断。消除政治资源的垄断现象，才能建设出政治权力人人平等的社会，在这个基础上，才有可能建设出和谐社会来。政治权力人人平等的社会，是全民主政的社会。
中国的政治资源一直处于垄断状，民国之前是皇帝垄断，贵族垄断，民国之后是军阀垄断，政党垄断。在自然经济条件下，政治资源的垄断具有必然性。但是，现在的中国，已经进入了市场经济的门槛，也进入了工业化的门槛，等价交换的原则，必然会引起政治形式的扁平化；细化的社会分工，必然会导致利益共同条件下的平等合作；社会的平稳，需要民主的政治制度作为利益的调节器；市场化必然工业化，工业化必然民主化。改革开放最大的历史作用是使中国从集约式的自然经济（集体化的自然经济）中走了出来，整个社会出现了空前的转型。实现国民政治权力的平等，消除政治垄断，实现全民主政，已经成为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
特权的拥有者，历来都在为保护这种权力而无可奈何地创造着摧毁这种权力的社会力量；像资本所有者被资本增值规律所左右，不得不把资本抛入社会一样，异化的力量是不可抗拒的。
中国皇帝退位之后，实际上有一个很长的后封建主义时代，作为帝制到民主制的过度时期。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太长，在这个时期，政治资源一直处于的垄断状态。在政治资源垄断的状态下，中国的民众大多向来是政治异己分子，即认为政治离生活太远，谁当皇帝都要出夫纳粮，管它谁当皇帝？基本上是过日子的民众。只有在活不下去的时候，或者受到外国、外族、外种统治的时候，才知道反抗，换个主人。因此，中国的老百姓最好统治。与此同时，中国的老百姓也最难统治，因为中国人太聪明，统治者很本看不出来他们行动与心理的差异，表面上看不出心里的反抗，待到需要表达时，便会燃起熊熊烈火，摧枯拉朽，改朝换代。往往在主政者还不能充分估计社稷安危时，就已经失去了政治权力乃至生命。受儒家思想的影响，聪明的国民缺乏改造主政者的愿望，一次又一次的忍耐着，等待着主政者自灭的条件，当大厦将倾时，以青萍之末的小风助推一把，形成改朝换代。主政者往往相信权力和暴力，喜欢用欺骗的方法愚弄百姓，把百姓当作愚氓，结果是玩火者自焚。人们往往不知道改造主政者的重要性，只会走极端，这就是政治垄断的恶果。政治垄断代替政治垄断的道路不能再走下去了，再走下去，中华民族的复兴就没有机会了。
建设政治平等的社会，从而促进建设全面平等的社会，进而建成和谐社会，结束改朝换代的历史，是最大政治智慧。政治平等表现在选择主政者的平等权利、管理国家的平等权利、政治行为的平等权利、保卫国家的平等权利、人权平等等方面。
市场化，工业化，民主化和互联网，将改变中国人民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社会会因等价交换原则，分工合作原则，产生政治权力平等原则，互联网给国民提供了权力操作简化，个人政治意愿充分表达的条件，新的政治权力平等将以新的形式必然出现。
选择主政者的平等权利表现在无政党主政、公民政治权利有限委托代理制等方面。
政治平等的社会，不可能是政党主政的社会。不管是一党主政，还是多党联合主政，不管是轮流主政还是一党长期主政，都会形成对政治资源的垄断，都会培植特权。任何政党只是人民中的很少的部分，政党主政不符合少数服从多数的基本民主原则，政党垄断政治资源在民主国家是违宪的。军队是国家重要的政治资源，是保卫国家的力量，不是政权的支撑力量，国家的军队不应该属于任何政党。枪杆子可以取得政权，但是，任何枪杆子都不可能保护住政权，只能保卫国家，在这里，国家和政权是两个概念。政府只属于人民通过法定民主形式任命的国家主席领导，政党无权领导政府。政党干涉人民确定人民代表，垄断政治资源属于非法行为。
在民主政权条件下，政党应该把自己的党员培养成人民拥戴的政治代表，用通过民主程序产生的人民政治权力代理人的政治权力实现政党对社会的领导，并且，人民有平等的组织政党，进行政党活动的权利，这样才能消除政治资源的垄断现象。
中国大陆建设和谐社会，必须结束政党执政的局面，建设没有政党执政，由人大主政的社会。主政者应该走出“打天下，坐天下”的农民革命思想的束缚，开放党禁，形成政治平等竞争的局面，把自己的党员培养成受人民拥护爱戴的人民代表，用这样的方法来领导社会。任何一个有希望的政党，应该有这点自信。一个政党如果想领导这个社会，不仅需要胸襟，自信和智慧，还需要有一个能够去腐更新的朝气蓬勃的躯体。
领导和执政并不能划等号，某政党领导社会并不等于某政党执政。政党在其能够代表社会主导力量的政治目标时，就成了社会的领导力量。清朝末年，孙中山等人领导的同盟会等革命党，代表了中国新兴资产阶级和中国大多数民众的政治目标，而成为当时中国社会的领导力量。而后的中国共产党，其政治目标同当时中国社会主要力量革命知识分子、工人、农民、革命军人相一致，而成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社会领导力量。当这两个政党成为社会的领导力量时，都不是执政党。可见，政党对社会的领导和政党执政是两个不同的概念。相反，执政党是否能够成为社会的领导力量呢？在国*民党执政的后期，已经丧失了民心，虽然是执政党，但政党内部派系斗争激烈，其政府的行为已经处处受到阻碍，已经是党令、政令不顺的情况了，在这种情况下，执政党实际上已经丧失了领导的地位。一个政党的领导地位，并不在于其是否执政。
要建设没有政党主政，全民主政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取缔个人或某一、某些政党对政治资源的垄断。要修改宪法，去掉宪法中对个人或社会集团的政治定性，取消党派对政治资源的垄断，使宪法成为人民宪法。
人民代表应该是由人民自由选择的，用公民政治权利有限委托代理制产生的人民代表就是由人民自由选择的人民代表，能够充分表达人民平等的政治权力。
公民是具体的人民。公民政治权利有限委托代理制，是公民把自己一部分政治权力委托给懂政治，懂经济，身体健康，热心为人民服务的，非现役军人的政治专家来代理。委托代理政治权力只限于议政权、提案权、提案表决权、对上级人大、同级政府、执法、检查机关的监督权。这种委托代理关系，通过法定委托代理文件确认。公民成为人民代表后，必须脱离其与社会团体的隶属关系，人民代表是独立的政治专家。他能代表的只是委托人的权力，不能代表委托人以外的任何社会团体。公民可以通过公开声明随时更换自己政治权力的代理人。这种代理人是真正的人民代表，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由各级代理人组成。各级人民代表的代理人数下降到规定数额后，降为下级人民代表或自动失去人民代表的身份。失去下级“人大”代表资格，同时也失去上级“人大”代表资格。人大常委会及时发布代表失去资格的政务公告，以便公民及时重选政治权利的代理人。政治权力的有限委托代理制的有限，有两个含义，一是权力的有限，即代理的只是选择权，提案权，表决权，监督权等，不是全部的政治权力。二是委托权具有时效性，即代理权力只有在委托人的委托时间内有效。有了这种委托制之后，代理人具有的代理数额只要超过的法定数，就会成为专业或兼职的人民代表。人民代表可以成为专业或兼职的普通政务人员，从事立法，监法，以及公共资产、公有资本的管理工作。
建立起法定的代理人和委托人之间的契约关系，要制定法定的代理方式和程序。政治权力的委托和代理，是一种法律关系，因此，此事应该由法院组建专业部门来主持。公民具有平等的委托权和代理权。只有未满十八岁的公民、精神病患者、现役军人以及被法庭判为剥夺政治权利的人不具有委托权和代理权。人民军队的唯一职责是保卫人民的国家，不得参与政治活动，国家法律取消现役军人政治权力的委托代理权。
公民政治权利有限委托代理制否定了选举制，选举制并不能选出真正的人民意志的代理者，那种耗时费财的竞选，那种欺世盗名的海选，那种强奸民意的差额选举，还有那种可笑的原始公社式的左顾右盼的举手表决，都不可能真正代表人民的意志。
公民具有管理国家的平等权利。这种平等的权利主要表现在每个公民都有管理国家的可靠途径，都具有平等的知情权、提案权、表决权、弹劾权，具有成为人民代表，选择人民代表的权利。
对政治信息的垄断，已经被互联网打破，政治的铁幕时代已经结束了，如果还在设法垄断着政治信息，显然十分不明智。政府行政信息应该是向辖区人民主动公开的，行政长官应该通过最快捷媒体定期向辖区人民回报政务。内容包括本期政务计划的完成情况，本期财政的收支状况，下期政务计划。乡、县每周一次，省、市每旬一次，中央政府每月一次。各级人大通过最快捷媒体，每月向辖区人民公布对政府工作的评价，回报决议执行情况和新提案信息。
政治行为的平等权利主要表现于政治学术研究的自由权、结社自由权、出版自由权、言论自由权等。要打破政治学术垄断，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学术组织不能官化，不能变成行政部门。民众结社要经过主政社团批准，是明显的政治不平等，是违宪行为，民众结社只需要登记，不需要批准。工人没有工人的工会，农民没有农会，商人没有商会，官民之间、劳资之间、强弱之间失去了有缓冲性能的中间力量，导致社会矛盾不等得到及时调整，缓解，消除，是建设和谐社会的最大障碍。结社的自由权集中表现在政党权利的平等，具体表现在民众组织政党的自由和法制提供政党间平等政治竞争的条件。促成新闻、出版、言论的商品化，在等价交换的原则下形成平等竞争。新闻出版的检查应限于制止黄色出版物，限于保护国家机密，限于制止卖国行为，其它方面应该全面向市场开放。
公民有保卫国家的平等权利。人民的军队属于人民，不应该属于任何政党，军事行动只有保卫祖国，只可对外，不可对内。
公民享有平等的人权，包括生存权的平等和发展权的平等。除了法律已经规定的生存权之外，还要促进社会保障权利的平等，建立起人人不受歧视的法律保障。要建设发展权的平等条件，主要要建立起平等的受教育权、平等的就业权、学术研究权利的平等、发明创造权的平等。公民只要身体条件许可，有学习的愿望，政府就要给公民提供学习的条件，不因贫困和残疾而得不到学习的机会。公民只要在法定就业年龄内，有就业的愿望，身体条件许可，政府就要给公民提供就业的机会。政府设基金给学术研究者和发明创造者提供物质和精神条件，不管这些学术研究者和发明创造者来自哪个阶层，都一律平等对待。
中国的历史已经证明，中国并不缺乏先进的社会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就是一个先进的社会制度，但是，中国缺乏能够使先进社会制度运行起来的人，变通的习惯可以使任何先进的社会制度会变成外壳，变成谋求“人上人”和个人、团体、部门利益的工具，中国需要改造国民。人是由思想支配的动物，改造国民就是消除儒家意识形态对中国意识形态资源的垄断，消除新自由主义和拜金主义对中国的影响。中国需要先进的意识形态，需要空前的思想解放。建立起社会平等的主流意识形态，需要思想上的凤凰涅磐。
解放思想，首先要消除思想歧视，走向民族复兴的中国人需要平视的眼光。
思想歧视是儒家意识形态垄断的结果。从汉朝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开始，中国表面为“仁”内核为“礼”的儒家意识形态成为主流意识形态，这垄断状态的意识形态在维护，健全金字塔形的社会结构，受到历代君王的推崇。
在中国的传统意识形态中，没有平等的观念。中国社会始终有贱民，贱民是最低等级中的社会地位最低的群体，是社会歧视的总对象。与其它国家不同的是，中国的知识分子不止一次地成为贱民，元朝和中国的旧社会主义时期特别明显，当政权认为有知识的人会形成政权的威胁时，就会毫不留情的把它们从肉体上消灭掉或者打成贱民，“焚书坑儒”，定为“下九流”，“反右”都是典型的例子，这就中国社会会出现长时期的停顿或倒退的原因吧！
中国人有强烈的做“人上人”的意识，是社会歧视的主要根源。儒家文化造就了“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之类的意识形态氛围，规定的严格的上下之序，鼓励人做“人上人”，官位、金钱、美女垄断了人的价值观，《红楼梦》中《好了歌》反映出来的价值观，是“叛逆”的价值观。这种“人上人”绝不是具有“绅士精神”的人，不是德行高于一般人的人，而是能够通过一定的介质，占有多数社会资源和自然资源的人。“十年寒窗”，忍辱负重，“读书做官”，“入党做官”，以财求官，甚至“杀人放火受招安”，趋炎附势，逞强欺弱，也是做“人上人”的道路。“人上人”就是“官”，就是“老爷”，就可以指鹿为马，气指颐使，出车入辇，洞房清宫，酣腥浓肥，蛾眉皓齿，宾客盈门，歌舞不断，连喷嚏放屁，嬉笑怒骂，也有人写成文章。这就是“人上人”的人生价值观。
儒家学说的社会地位观确立后，中国人都在为做“人上人”而努力。父母对儿女说：孩子啊！努力吧，不吃苦中苦，难为“人上人”呀！中国人压根儿就有“从奴隶到将军”的精神支柱，给人家抬轿子目的是争得别人给自己抬轿子的时候，被别人歧视时想的是有朝一日歧视别人的快感。
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中国社会重新洗牌后，不久就会分出三六九等来，儒家思想形成的社会定格相对稳定，其它思想在中国社会的基础上，会很快被儒化，不得不承认儒家的社会地位定格。消除歧视，必须同儒家思想中的糟粕彻底的决裂。
和谐社会是不允许任何人做“人上人”的；首先应该是个无社会歧视的社会，最起码应该是一个在社会制度上无歧视的社会。要用平等的意识形态，促进无歧视社会制度的建设。
要树立起天赋平等的观念。天赋的平等，是人与自然界其它范畴之间以及人与人之间自然权利的平等。自然法权，是人类社会平等的起源。
人与自然界其它范畴的平等，是因人和自然界其它范畴同样是一个运动着的环的环节。这个环节所输入的制约和输出的制约是相等的，否则，人与其相邻的环节就会失去平衡，导致自然环流被破坏和自身环节的灭亡。人与人的自然权利平等是指在生存涉及范围内，人的自然资源所有权是平等的，基于这种平等，人在社会中应该有平等的生存权和发展权。
人的自然资源平等权利是天赋物权，人在社会中平等的生存权和发展权是天赋人权。这种平等就是“道”，“道法自然”的原意是规律基于原本。“道”在社会中表达于法。法的平等，基于天赋的平等。善法的作用，在于调整人欲造成的社会不平等，使人类恢复天赋平等。恶法与之相反，在调动人的恶欲来剥夺别人，浪费自然资源，破坏人的生存环境，制造社会的不平等。如果人们不能认识到天赋平等，不以天赋平等的观点对待世事，处理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关系，平等就会因失去了基础而变成一种恩赐。
要树立起平等的政治思想。中国有文字史以来的政治，都是借用民心以暴力和欺骗建立起来的一元政治，有统一没有和谐，这种政治只有血腥，恐怖，而不可能有美感，只有厚黑，没有艺术。真正的政治，应该是多元的和谐政治，社会要素在博弈中形成统一，这种统一不是以消灭对立为前提，而是以对立的平衡为前提，这种政治形成的美好社会，具有令人震撼的和谐美感。这是民主的政治，艺术化了的政治。
必须清除金字塔式社会结构的儒家政治思想糟粕，建立起扁平式的社会政治结构的思想。
我国意识形态的主体是儒家思想。尽管曾经把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和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引进到中国来，但是这些意识形态很快就被儒化，资本主义变成了官僚资本主义，马克思主义中的民主主义和人文主义被摈弃，把阶级斗争理论改造成“生之，杀之，贵之，贱之，贫之，富之”的工具。儒家意识形态的同化能力很强，无论什么意识形态，只要和儒家碰撞，都会被儒化，现在我们能够看到的道家和佛家，都是被儒化过的意识形态。儒家的儒化能力来自儒家文化符合人欲的需要。“仁”学中尽管有“克己”的内容，只是要人服从于更大的欲--“礼”，后代儒学中尽管有“去人欲”的说法，但儒学的“天理”本身就是一种人欲；儒学只是把部分人的人欲打扮成“天理”、“礼”等模样，同时要求大多数人去掉“人欲”。
儒学表面崇尚“仁”，本质崇尚“礼”，目的是维护金字塔型的社会秩序；这就是儒家被历代君王推崇的根本原因。孔庙中的雕龙柱要比故宫里的红柱造价昂贵，是因为雕龙柱在维护金字塔形的社会秩序，而红柱要表明自己的“光名正大”，红柱为“仁”，龙柱为“礼”，“仁者爱人”的“仁”是表，“克己复礼为仁”的“仁”为里。
儒家的政治思想令人安分守己，不越雷池，否则就是犯上作乱，大逆不道；儒家的法权思想维护的是王权、皇权、宗族权，夫权；儒家的道德和伦理，是“礼”基础上的行为规范，强调的是上下之序，儒家的宗教观崇拜的是权力，是对可以像魔鬼一样附入人体的权力的崇拜；儒家的美学观，是权力和奢华的对应美；总之，儒家意识形态主体没有平等。
有人会说，孔子“有教无类”的思想，打破了贵族对学问的垄断，体现了平等。孔子和儒学并不能划等号，这就像房基不能完全决定房子的样式；真正的儒学要从董仲舒开始。孔子“有教无类”的思想并没有被儒学继承下来，儒家思想，是以孔、孟之道为本源，经历代统治者代表增删的，中国封建社会的主导意识形态。由于一直被宫廷意志增删，儒家思想和民间的孔子已经有了很大的区别，一个封建特权的卫道士和民间教书匠兼编篡学家判若两人；不能以“有教无类”来判断儒家思想的主题。
中国平等的意识形态，要打破儒家思想的束缚，要在道家的自然观和近代人类社会论证的自然法则中寻找中国平等意识形态的理论基础。在儒家思想浸骨入髓的国度里，建立起平等的意识形态，如蜀道之难。
国家是人民的，不是少数人的，也不是某一个政党的。没有全民主政的民主，人民没有政治自由，就不会是平等的社会。真正民主的社会，是消除政治资源垄断的社会。政党执政的社会，就不会是真正民主的社会，民主的社会，不需要任何政党来执政。任何政党，都是全体国民中的少数，政党执政，是多数人服从少数人，政党垄断了社会，违反了民主原则，是政治权利不平等的明显表现。真正民主的社会，政党尽力把自己的党员培养成议会（人民代表大会）议员（代表），通过自己党员在主政团体里的作用，来求得主政团体决议和自己政党的政治目标的一致性，用这样的方法，实现政党的政治目标，实现政党对社会的领导。
政党执政的政治，是政治资源垄断的政治，是无法平等的政治。用政治力量消除政治对立的执政党，就已经不是政党了，本质是主政集团。在这种政治垄断中，没有平等可言。
要树立起平等的法权思想。消除以“礼”为主干的“官本位”、“人上人”、君子小人、上下之序违主要内容的儒家法权思想糟粕，建立起法律至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法权思想。消除几千年来权力不平等造成的权力崇拜，改变国民性，刷新中国人。接受自然法权的平等思想，产生新的思想解放，把已经成为工具的人回归到自然的人，进而挖掘出人的创造力。尊重人权，尊重别人的自由权，尊重别人的劳动成果。
要树立平等的伦理道德观。树立利益共同体理念观，摈弃自然经济产生的统治和依附思想，建立与商品经济相适应的平等合作思想。树立平等合作中的人际关系观念。树立公众优先、弱者优先的平等的伦理观念。把“兼爱”，“泛爱”作为行为平等的出发点。
深刻批判“人上人”，享乐腐化的人生价值观，建立起追求真理，利己及人，为带给人类的普世幸福而奋斗终生的的人生价值观。
要消除“学阀”，打破学术垄断，给无论来自什么阶层的学术研究者，提供平等的学术研究条件和平等的发布学术成果的条件。使教育成为培养具有普世责任感，非凡创造力，体魄强健的社会主人的教育。
要提倡宗教信仰的平等。信仰自由，反对“以己为据”。消除对特权和金钱的崇拜，反对“洗脑”，实现宗教和信仰的自由。
要提倡美学思想的平等。反对奢华美，提倡幸福生活，文明消费。培养以平衡为主的和谐政治美学观，以朴实尽用为美的生活美学观，以利他为美的道德美学观。
建成社会平等的社会主要要清除个人、社团、地域、国家机构对社会资源的垄断，消除这些垄断的关键是消灭特权。不消灭特权，就不能建成社会平等的社会，建设和谐社会就成了假话，大话，空话。
建设平等社会的力量在哪里呢？要有建设平等社会的新思想，要培育有新思想的新人，由有新思想新人来进行建设平等社会的社会活动，失权者和被歧视者通过社会活动争取平等的社会地位。
建设平等社会的新思想，主要有自然法权，自主主义，利益共同体等。做自己的主人叫自主，能够自主的人叫自主者，自主者的思想体系叫自主主义。有自主精神，也有自主能力的人，还不是完全的自主者，只有有自主精神也有自主能力，还能够主动地维护自己的人权和其它社会权利的人，才是真正的自主者。自主精神是指信奉天赋平等，习惯独立思考，摈弃依附思想。自主能力是指有以正当手段获得生存物质条件的能力。自主主义属于新的社会主义思想体系。新社会主义是中国民间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培育有新思想的的新人要靠教育和社会实践。要使教育成为培育社会主人的教育。有新思想的新人中除了新培育的社会主人外，还包括现在的人民精英直接转化而来的社会新人，以及在建设平等社会的实践中锻炼出来的民众。
建设平等社会的社会活动主要有消除特权，消除社会歧视，消灭非法私产，培育自主主义者，不与特权腐败者合作，实现全面民主。全面民主是指政治民主，公有资产、公有资本管理民主和民主精神主导的意识形态。
中国的改革开放，改变了中国社会的经济基础，使中国社会走向转型，醒狮身上的绳索渐渐被解除，一个市场化、工业化、民主化的强大的新型社会主义的中国必然会屹立在世界的东方。
这种社会转型又可以称为社会变革。社会的发展有四种形式，即改良、改革、变革和革命。变革是社会的全面改革，介于改革和革命之间，是最难掌握的社会发展发展形式，古今中外，能掌握好变革的政治家并不多，要么停留在改革，发展缓慢，要么掌握不好度，酿成革命，使社会发展停顿甚至倒退。社会变革需要大智慧。
近三十年的中国改革实践已经证明，经济改革单兵前进时没有出路的，社会的发展就像一坐漫水坝，仅仅加高一截，提高不了水位。中国产生革命，将会使中华民族毁灭，一个多民族的，发展极不平衡的国家，最容易造成分裂。伊拉克战争说明，世界政治已经进入资源环境性质的政治，竞争更加激烈，在信息化的促动下，世界不仅更加丛林化，而且强国不再需要遮羞布，他们害怕东方的醒狮真的挣脱了身上的绳索，成为强大的对手，他们会不失时机地促进中国的分裂。中国如果不能快速地强大起来，就会被内部的分裂因素和外部的政治力量肢解，中国需要快速地发展，迅速成为强国。拘泥于改革的层面，发展缓慢，无法弥补两个多世纪以来产生的与强国的差距，中国会被肢解；不进一步思想解放，改革政治和意识形态，就会酿成革命，中国同样会被肢解。“台独”的根本原因是大陆不够强大。中国需要新思想，需要新思想培育出新国民，培育出新的人民精英，由人民精英带领中国人民完成中国社会的伟大历史变革。
国家的强大，在于每个国民的强大，有强民才有强国。强民的标志是国民具有普遍的创新能力。中国人是世界是最聪明的人，但是，中国人的聪明才智多被内耗用掉了，官场就是一个销毁人才的庞大的机器。社会不平等是内耗的主要原因之一，当中国人的聪明才智大多用于争做骑在别人头上的“人上人”时，就会明显地削弱国力。中国急需用社会平等解除对国人创造力的压抑，挖掘出中华民族的创新能力，完成中国社会的变革。
社会平等需要一些人放弃特权，放弃既得利益。个人利益、社会团体利益、阶层利益必须服从中华民族的利益，大势所趋。
社会不能仅仅靠口号来运行，要有实现口号的最科学的操作方法；不能仅仅提出目标，要有达到目标的最经济的正确路径。眼前的目标，不能像共产主义一样遥远，一样难以确定正确的路径。以口号治天下，是中国政治的传统，这个传统是从《论语》开始的，即所谓“半部《论语》可以治天下”，语录最容易变成口号。语录绝不可能变成真正的理论，因为理论有两大特点，即完整的系统性和严密的逻辑性。实践证明，口号之间缺乏严密的逻辑性，以至于在实践中形成“一龙生九子，九子各不同”，也缺乏完整的系统性，以至于一个补丁接着一个补丁，成了“百衲袄”，刚补住了胳膊肘，又露出了肩膀头。一呼百应只能在揭竿而起的时候有巨大的作用，单靠这个，绝对不能把一个弱国变成强国。
中国是一个最难实现理想的社会，因为人们重于对利益的认同，很少有对理想的认同。当理想不得不下降到眼前的利益的时候，理想已经萎缩。人们把萎缩的理想看得很重，却把长远看作虚幻，因为社会已经把大多数人压制到求生的状态，你能怪他没有浪漫的理想吗？
权力的惯性使权力不断的维护着金字塔型的社会结构，可以无偿无限地剥夺民众，权力的道德底线只是不饿死人，本质上是为了不使顺民变成暴民，有权政治的真正目标是保权，法律的装饰性就是这样造成的。当农民以十元的价格出卖自己的选举权的时候，很多人骂他们愚蠢，其实，他们知道，手中的选票就是戏票，不如换酒喝了还能快活一时，你能说这不是一种变通的智慧？一次对长期没有平等的社会的辛辣讽刺？
我们在四书五经中搜索不到平等的信息，而道家又把人和其他事物平等到无以复加的程度，真是故国不堪回首。我们眼前可以看到警车开道，雄风阵阵，中国乡政府的琼楼玉宇，竟然比美国的州政府还要豪华，雕栏玉砌犹在，可叹朱颜已改。当看到温总理先生视察灾情自己打伞，而背后的地方官员要别人打伞的的照片时，人们山呼，人们愤恨，人们在心中企盼官民平等，社会平等。杜鹃啼鸣犹滴血，不信平等唤不来！
2007、11、6、初稿于安徽宁国[/siz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