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识形态问题是社会问题的反映

　　习近平这一论断对于指导我们的宣传思想工作具有重大意义，其提出的“大宣传”的理念、“网上舆论斗争主战场”的观点发人深省。在将意识形态工作提到相当高度的同时，我们也要清醒地认识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关系，绝不能颠倒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总的来看，意识形态工作必须服务于经济发展，“激发全社会团结奋进的强大力量”，去推动全面深化改革和经济社会的科学发展。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意识形态领域存在的问题，不纯粹是意识形态问题，而是经济、政治、文化、社会乃至生态领域存在的问题的综合反映。所以，不能割裂意识形态与改革开放、经济社会发展的关系，我们一定要坚持这一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

　　当前，我们正处在从封闭半封闭社会向开放社会转型、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时期。在社会经济的转型过程中，产生很多新的矛盾、新的问题，特别是尖锐地摆在我们面前的五大问题：一是城乡、地区、社会贫富差距拉大，基尼系数居高不下，存在两极分化趋势，这在我们这样一个有着13亿人口又有着“不患寡而患不均”文化传统的大国，是个严重问题；二是社会事业、民生建设滞后，特别是社会保障制度没有完善建立，市场经济竞争更趋激烈化，住房贵、看病贵、读书难成为民生“三大痛点”；三是土地、水源、空气受到大肆污染，生态环境出现严重问题，直接威胁到当今民众及其子孙后代的健康；四是腐败现象广泛蔓延，不但党政干部在搞腐败，而且社会上有实权的人也在搞腐败，从吏治到司法到舆论，广泛存在体制性腐败现象；五是社会弥漫着物质主义、享乐主义、金钱主义气息，一味崇尚权力、金钱、关系，唯利是图，诚信缺失，精神空虚，道德滑坡。以上种种矛盾和问题即“转型期陷阱”，如果不通过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逐步加以切实有效的解决，必然会带来传统意识形态的虚化、淡化、空心化。应当说，我们传统的意识形态工作受到“转型期陷阱”的挑战太大了，这是我们当前改进意识形态工作亟须面对的问题。

　　因此，在处理经济建设与意识形态工作的关系上，我们仍然要坚持经济建设是头等大事，发展才是硬道理。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是我们的长期任务。经济建设是发展其他各项社会事业的基础和保证。各项工作都要为经济建设服务，意识形态工作也不例外。其主旨应当是鼓舞、引导、动员人们积极投身经济建设和社会建设，而不能喧宾夺主、反客为主。同时，一定要结合克服“转型期陷阱”的各种矛盾和问题，把我们的意识形态工作做实、做好、做到点子上。

　　警惕意识形态工作走入运动化的误区

　　当前我们的意识形态工作出现了一些苗头，正如邓小平同志指出的，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要警惕意识形态工作成为束缚群众积极参与国家建设、创新进取的羁绊，警惕意识形态工作走入“运动化”的误区。意识形态工作要坚决按人的思想工作规律办事，以人为本，依法处理，重在说理、引导、教育、感化，而不能以过敏的对敌斗争观念观察问题、分析问题，继而采用简单甚至粗暴的行政的方式方法处理问题。任何“运动式”“严打式”“示众式”的方式方法都不适用于开展意识形态工作，动不动以暴力机关介入，让公共媒体出面作司法裁判，粗率地封网、删帖、屏蔽，这种“矫枉必然过正”的做法显然是错误的，是与今天法治社会、网络社会的历史潮流相违背的。

　　当前中国社会矛盾凸显、社会问题多发，再加上新时期互联网和新媒体技术迅猛发展，宣传思想工作已面临与以往大为不同的社会环境和舆论环境。我们在意识形态领域倡导“不争论”，强调“实干兴邦”，以较为宽容平和的态度包容多种思想、多种理论、多种意见的交流激荡，是意识形态“自信”的体现，也是政治民主、言论自由的必然要求。更重要的是，意识形态工作不应将群众的注意力吸引到经济建设之外，吸引到网络上的“主义之争”“路线之争”上去，影响阻碍我们的经济建设中心。采取适度的宽松政策，避免过度施压，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主流意识形态地位的稳定和巩固。而保障网民自由表达的权利，将我们的意识形态工作与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结合起来，形成有利于深化全面改革的思想市场，必将对我们在现阶段步入新一轮发展周期大有助益。

　　意识形态工作也要坚持改革创新

　　按照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全面深化改革的精神，意识形态工作也必须坚持体制机制的改革创新。我党在革命战争年代和计划经济时期形成的意识形态工作体制机制，虽然在30多年的改革开放过程中不断有所改进、有所进步，但与进入全面深化市场化改革的时代要求相比，与进入大数据时代新媒体快速发展的创新要求相比，不能不说还存在不少弊端亟须改革，不能不说还存在许多问题亟须改善。

　　中国共产党90多年来积累的宣传思想工作的丰富成果，特别是新时期意识形态工作的有益探索，为今天互联网环境下的意识形态治理提供了重要参考和借鉴。习近平强调，宣传思想工作、意识形态治理必须从现实环境出发，因势而谋、应势而动、顺势而为。我们一定要根据形势的变化，牢牢掌握宣传思想工作、意识形态工作的特有规律，把新时期的宣传思想工作做得更好，以赢得大多数民众特别是知识分子的广泛赞同与欢迎！

 
　　必须看到，目前我们的意识形态工作同整个改革的大局是不配套的。在全面深化改革的过程中，如何正确处理执政党、国家以及社会的意识形态三者之间的关系，存在不少问题。对广大共产党员的思想信念、道德品格的要求与对广大非共产党员的国民公民的要求，理所当然是不能相提并论的。而社会层面的意识形态的多元化、多样化，恰是社会不同阶层人们不同利益诉求的直接反映，更不能以执政党的意识形态相衡量、相要求，搞成全社会舆论一律化、思想一律化、信念一律化。特别是目前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处在半途，也就是说，我们真正的法治市场经济体制没有建立起来，处在半计划半市场状况，形成了各种不同的特殊利益集团，造成了社会阶层的分化、阶层利益的固化。在这种情况下，有的人口头上空喊共产主义理想信念，实际上悄悄把存款、财产转移到国外，把家人、子女移民到国外。这种人越讲共产主义理想信念，就越损害了共产主义理想信念，也就越被社会挖苦嘲笑。近年来，不少厅局级、省部级甚至是国家级的腐败官员被揭露出来，他们平时就是高唱理想信念，俨然是马列主义的忠诚信徒，而背后却干着权钱交易、权色交易、权权交易的不可告人的丑恶勾当。这就造成我们意识形态工作的两面性、虚伪化和空心化，导致社会意识形态和伦理道德领域的知行不一、表里不一、言行不一、信仰空白，损害了整个社会风气。

　　要提高党的宣传思想工作的科学化、法治化水平

　　与此同时，我们也要看到，党的宣传思想工作本身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也导致意识形态出现了两面性、虚伪化、空心化的问题。我们要分析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情况？我们给媒体创造了什么样的舆论环境？为什么涉及社会关注的热点难点敏感点的问题，下的指令是“这不能宣传”“那要宣传控制”？这就提出了一个党管媒体的科学路径是什么，以及今天我们如何加强意识形态管理的问题，这特别值得我们下功夫认真研究、切实解决。

　　党对新闻宣传的领导，主要是对党和政府路线方针政策的把握，对一个时期思想动向的正确分析和应对，以及对新闻干部的管理，而不是直接代替总编辑办报。严格来说，当前国内不存在纯粹的体制外媒体，我们完全可以通过对报纸编辑部方针政策的原则指导、思想动向的大局研判以及干部的选拔任用，体现党对媒体的权威性管理。如果有媒体干部不胜任党的宣传工作，也可以适当进行调换。但一旦任用了合适的总编辑，就应充分授权，不宜再越俎代庖，代替总编辑去过多地干预具体的办报业务工作。

　　坦率地说，党的思想宣传管理部门有些领导同志像管理“列车运行时刻表”一样，把行政管理方式搬用到新闻宣传管理中，直接介入新闻报道方式和流程；管宣传的部长甚至是局长、处长颐指气使，俨然成了报纸的总编辑，而报纸的总编辑反倒成了总编室主任，等因奉此，照办不误。这种做法从表面上看是强化了对新闻媒体的管理，确保任何环节不出一点纰漏，却扼杀了新闻工作者的能动性和创造性，降低了宣传管理的实效，反而让党管新闻的位势降低了。按照这种管理做法，出现了千报一面，全国媒体按某个时刻表同时宣传树立某个典型，而不是由领导部门提出当前宣传的某种主流价值观，让各媒体自行寻找与之相匹配的典型人物。如此等等，不一而足。总之，管得太细太具体，缺少对媒体人应有的信任与尊重。这样做大大影响了主流媒体的宣传实效。

　　思想宣传管理部门应当充分尊重媒体人的自主性和创造性，使党的思想宣传工作取得更大的成效。正如有位地方党委领导视察主流媒体时说的一句话：“对报纸编辑记者要存敬畏之心！”党领导媒体，就包含有党的领导人应当尊重媒体工作者的自主性和创造性的题中应有之义。

　　这里，有必要强调一下对互联网的切实有效管理。网络管理不应局限于消极的删帖和注销网友账号。关键是推动和保障社会各群体都能上网表达。只有促成信息的自由流动，才能达到信息的自我净化。要相信互联网有信息自净机制，如日本大地震引发的中国抢盐风波在微博上就没有任何市场；还要相信网络舆论具有某种对冲功能，不一定是政府出面既反左又反右，不妨让左翼和右翼、精英和草根在网上形成相互制衡的机制。让不同的价值取向在网上对冲，偏激的声音在这种对冲中会趋于消亡，而理性中道的声音会占上风。当然，领导部门需要以适当方式放大理性的声音，缩小和孤立不理性的声音。

 
　　为提高党管媒体的科学性、法治性，新闻宣传管理部门自身也必须接受监管，避免公权私用和主观随意。自1992年市场经济建设全面展开以来，行业监管者自身也要接受监管已成政府和民众的共识，大众传媒管理部门也不宜例外。能否遵照法定程序实施管理，管理规则能否透明公正和客观量化，被管理者有没有权利救济渠道，这些都是涉及一个行业正常运转和健康成长的基本条件。

　　我们看到，一方面，大众传媒的监管者十分辛苦，不舍昼夜，全神贯注，随时捕捉和制止负面新闻和议论的扩散。而网站运营商因为帖文管理任务重、所需人力多，硬是把这个高新技术产业做成了劳动密集型产业。然而，这样灭掉的只是大众传媒中的“明火”，而不是基层村头街头的“暗火”或“地火”。社会深层问题和矛盾尚未得到真正解决就被隐蔽起来，没能给基层官员以必要的警戒，却给老百姓留下腹诽，等到下一个突发事件爆发时，可能需要全社会付出双倍的成本来化解。

　　另一方面，大众传媒的监管者掌握着没有边际的权力。这里包括多重角色的混淆：中央级监管部门本应秉持“北京立场”，以维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公信力和中央政府的权威为宗旨，但当地方屡屡以“维稳”相要挟时，却经常为地方利益、部门利益甚至某些无良官吏“背书”，默许地方政府间的“跨省删帖”现象，这些都在客观上消解着中央政府的权威和现行体制的公信。

　　还有关键的一点，监管者的主观裁量空间过大，对新闻和帖文的放行与否取决于监管者的价值判断、审美观乃至瞬间智力表现。这是很大的问题，需要有法律的规范。同时还要注意，监管过程缺少质询和监督核查，容易给监管者的权力寻租提供了不小的缝隙。与证券监管业王益那样的腐败大案相比，新闻传播监管中可能也存在的某些腐败，至今未能浮出水面。

　　近年来，地方政府在日常工作和突发事件处置中，创新社会管理，破题“社会建设”，出现了不少大胆的改革尝试。而新闻报道和互联网管理却经常表现出某种滞后性。例如，去年全国“两会”期间被民政部赞誉为“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典型案例”的乌坎事件，一度曾是媒体报道禁区和互联网上的敏感词。虽然主观上是善意的“守土有责”，但从实际效果看，却是在给改革尝试增加阻力，给无为惰性增加动力。

　　新闻宣传要为改革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而不是拖改革大局的后腿。忽视甚至蔑视民众的诉求和心理感受，与民心渐行渐远，就有可能成为执政党的某种“负资产”。加强网络舆论的对冲机制，有两点很重要：

　　一是做大做强网络正面舆论。目前我们已有约17万家政务微博；中央级媒体的“法人微博”都有几百万粉丝，解放日报社的“法人微博”开通较晚，也有了45万粉丝。有专栏作家认为：“《人民日报》近来对热点话题的不回避乃至主动介入，已使这份最高喉舌〈报纸〉重新夺回‘麦克风’，从机关办公桌走向新媒体阵地，成为中国社会议程设置中的关键力量之一。”

　　二是对网络意见领袖分类管理。有同志提出：包容本地网友，包容有产者，警惕游民；包容体制内批评者和书斋型的学者；创造条件，鼓励“意见领袖”与政府部门对话，接触主流媒介。“意见领袖”失去在大众传媒发声的机会，容易剑走偏锋，越是边缘化越是激进化。对这些建议，我认为很有见地。统一战线是我们党的一个制胜法宝，今天仍然有用，不能只剩公权强力，需要社会力量刚柔并济。特别是思想文化管理，更多地需要柔性手法，努力发展网上的统一战线。同时，在社会转型期，思想意识领域有不同看法、议论，以及民众对深化改革开放各抒己见，这都是正常的，只能引导，不能压制。宪法规定的公民言论自由应当保障，舆论一律时代毕竟已经过去了。

　　我们要坚持社会主义主流价值观，同时对于极左和极右的观点倾向，通过自由平等的讨论，求同存异，聚同化异。对于网友和知识分子的不同意见，哪怕是偏激表达，在法律和公序良俗的范围内，不妨给予最大的宽容，不宜滥施公权强制。用文化和意识形态的手段，来解决文化和意识形态问题。即使是对于政府较为警惕的右翼知识分子，也不妨包容右翼中的温和派，用以“对冲”和制衡极右翼。更要在现实生活中，缩小过大的社会收入差距，努力维护社会公正，釜底抽薪地消除极端主义的土壤。所以，对群众思想认识的偏差和尚未构成违法的激进诉求，动辄找发声者的“麻烦”，网络“封号”或线下“喝茶”的做法，似应审慎避免。

　　当前，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要“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重启全面深化改革，首先需要为民意表达和舆论监督“开闸放水”。坚持党管新闻这个政治底线，同时迫切需要提高政府对大众传媒的监管水平。允许和鼓励新闻媒体和广大网民，如实报道和议论社会真实的运行状况，贡献“水灵灵”般鲜活的社情民意，给政府科学决策和民主决策提供丰富素材。

　　善待媒体、善用媒体、善管媒体，应成为共产党人执政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希望通过互联网，促进官民之间、不同社会阶层之间的顺畅沟通和良性互动，为国家也为每个中国人的“中国梦”奠定坚实的民意基础。

　　本文选自《皇甫平：中国改革何处去》，周瑞金著，浙江人民出版社，2016年1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