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焦台湾"土改":现在台湾最富的是农民
2009-03-30 上传人：新老年
[size=4]2009年02月16日 09:34:48 来源：中国新闻网 [/size]
[size=4][img]http://news.xinhuanet.com/tw/2009-02/16/xin_3420206160935640110032.jpg[/img][/size]
[size=4]资料图：台湾水果[/size]
[size=4]1924年，在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孙中山把旧三民主义改造成新三民主义，并提出要实行“耕者有其田”。然而，国*民*党却是在丢了整个中国大陆败逃到台湾后，才开始认真做这件事。 [/size]
[size=4] 台湾土地改革的成果之一，就是自耕农成为台湾农村社会的中坚力量。 [/size]
[size=4] 1947年1月，台湾已经光复一年多。日本人走了，国min党来了。而对于台湾的300多万农民来说，春耕秋收仍在继续，他们最关切的，还是拥有一块属于自己的土地，世世代代以此为生，安稳地耕种和收获下去。 [/size]
[size=4] 然而，此时的台湾农民，有280万人没有土地，或是只有很少的地。他们只能从地主手里租地来种。或者，像台中县北斗区农民陈文那样，冒着风险去一些归属未定的土地耕作。但这一年的1月28日，陈文就在这样的土地上，被人给捆了起来。当时，这位老实巴交的农民正手扶犁耙种胡麻(即芝麻)，突然听到有人气势汹汹地喝问：谁让你来这里种地的？在种什么？ [/size]
[size=4] 陈文看到，一共来了3个人，他认出为首的名叫杨西沧，另外1人手持火铳，这3人都是附近溪湖糖厂的职员，该糖厂属于台湾糖业公司(台糖)。陈文说，我在种胡麻。 [/size]
[size=4] 杨西沧喝道：你把胡麻籽给我一粒一粒收回去，不然把你绑到糖厂去！ [/size]
[size=4] 原来这块田曾经属于台糖。台糖成立于1946年，由国min党当局合并日治时代的日资制糖会社(大日本制糖、台湾制糖、明治制糖、盐水港制糖)而来，在1950年代和1960年代，台糖大量外销糖产品，成为当时台湾最大的企业。 [/size]
[size=4] 在日据时代，作为弱势的个体农民，怎敢与日资大企业叫板？但现在时代变了。作为被没收的日资企业，这些土地实际上已经被当局没收成为公有土地。既然日本人已被赶走，这些土地已被收归公有，农民们索性把犁头也伸了进去。 [/size]
[size=4] 台湾的农民太渴望拥有自己的土地了。在1940年代末，没有地的佃农们——他们占了台湾农民的四分之三——收获的大部分粮食要向地主缴租，一般租率都在收获总量的50%以上，最高的甚至高达70%。 [/size]
[size=4] 面对杨西沧的蛮横，当时陈文答道：已经播下的种子实在很难一一收起了，再说别人也有到这里来种地的，如果大家都说这地该交还糖厂，我自然也会交还……而杨西沧却破口大骂，另一个糖厂来的人更是动手用拴牛的绳子将陈文捆了起来。 [/size]
[size=4] 就在此时，大批村民闻声赶到，杨西沧等见势不妙，急忙放了人逃走。 [/size]
[size=4] 事后陈文一纸诉状将杨西沧等人告上法庭。 [/size]
[size=4] 佃农们：“我们已有觉悟，我们不怕牺牲！” [/size]
[size=4] 1947年2月22日的台湾《自由青年报》刊登了这起诉讼案的调解过程。当时到场的有4方：农民代表，县、乡的政府官员与县“参议员”，糖厂方面代表和本地警察所的负责人。 [/size]
[size=4] 一开始，农民方与厂方的代表各执一词，几乎吵了起来。这时警察所长杨其秀说了一番话。他说：现在公有土地放租法已经公布，然而还没有实施。所以现在糖厂的这块地，权利未必是糖厂所有。我的意见是维持现状。但糖厂方面根本没有与我们打过招呼，就私自捕人，才惹出这次不幸事件。现在糖厂已经声明直至明年6月这块地由现有的耕作者自由耕种，所以我希望农民不要过分焦躁，速派代表到政府陈情，以合理手段来获取耕作权！ [/size]
[size=4] 顿时会场一片掌声。 [/size]
[size=4] 这里要解释的，是“公有土地放租”这件事。台湾的“公地”，是一个独特的现象。日据时期，日本人在台湾强占了大批良田作为其移民的立足点；日资的台湾糖业公司、台湾茶叶公司等，都附带有上万公顷土地的大农场。日本投降以后，这些被国min党政府接收的“公地”为数可观，约为18万公顷(当时台湾可耕地总面积81.6万公顷)。1945年10月，陈仪当台湾行政长官公署长官时，曾决定将这18万公顷的土地大部分放租给农民耕种，但是后来因政局动荡不安，地主们对土改的反弹很大，纷纷撤佃，1947年又爆发了“二二八事件”，那次公地放领就搁置下来。 [/size]
[size=4] 但是农民们想获得土地的心情比任何时候都要迫切。在这次调解会上，一位农民代表说，过去我们受过日本占领时代糖厂的剥削，怎么今天糖厂还在沿用日本人作风？另一位代表在谈到将去当局陈情时，更道出农民们的心声：“此去是我们的死活问题……我们知道糖厂的势力非常厉害，但我们已有觉悟，我们不怕牺牲！” [/size]
[size=4] 实际上，这些农民们不用等很久了，1949年4月14日，《台湾省私有耕地租用办法》公布，正式拉开了台湾土地改革的序幕。 [/siz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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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ze=4]资料图：陈诚[/size]
[size=4] 陈诚铁腕推行“土改三部曲” [/size]
[size=4] 直接推行台湾土改的，是当时任台湾省“主席”的陈诚。 [/size]
[size=4] 陈诚是蒋介石的爱将。他刚刚在“东北行辕主任”任上败下阵来，整个东北都丢给了共产党，甚至当时在国min党内有“杀陈诚以谢天下”之声。丢盔卸甲的陈诚，跑到台湾养病。 [/size]
[size=4] 陈诚的儿子陈履安后来回忆，在1948年年底，他就听说父亲要做台湾省主席了。他相信，蒋介石的这个安排，是要陈诚给自己铺好退到台湾的后路。 [/size]
[size=4] 陈诚1月份上任，3月，他在台湾“行政会议”揭幕式上宣布要切实执行“三七五减租”，4月土改的政令就发出了。 [/size]
[size=4] 为什么要这样急迫地搞土改？陈诚后来在《台湾土地改革纪要》一书中有过陈述：“卅八年予奉命主持台湾省政，时大陆局势日益恶化，台湾人心浮动……欲确保台湾，必须先求安定，而安定之道，莫先于解决民生问题。”共产党以土改赢得农民，国min党失去农民而失去大陆，这也让国min党深感解决土地问题的重要。实际上，土改是得到蒋介石的全力支持的。从客观上说，国min党作为外来势力进入台湾，与本岛的地主没有利益相关，自然搞起来没有顾忌。 [/size]
[size=4] 一般而论，人们都把台湾土改分为三个阶段：“三七五”减租；公地放领；耕者有其田。 [/size]
[size=4] 所谓“三七五”减租，即国min党原来在大陆搞过却没搞下去的“二五减租”：农民向地主交纳的地租额统一按土地全年收获物的50%计算，在此基础上再减去25%，公式为：50%×(1-25%)，就得出37.5%。也就是说，地主收取的地租，最多不能超过全年产量的37.5%，而且，双方必须签订租约，地主不许任意撤佃。 [/size]
[size=4] 陈诚当时除了任台湾省“主席”，还兼任警备总司令，他的土改政令是以武力为后盾的。他下令：对反抗的地主，抓送警备司令部以军法审判。他在台中视察时讲了一句很著名的话：“我相信困难是有的。调皮捣蛋不要脸皮的人也许有，但是我相信，不要命的人总不会有。”此话一出，形势立刻大变，刚刚经历过“二二八”的台湾地主们哪敢反抗？一位大地主一下子刻了20枚私章，只为与各处佃农签约时更快捷，地主们简直是求着农民来签约减租，原来以为几个月才能完成的签约换约，一个月就全部完成了。 [/size]
[size=4] 获得减租的农民，生活水平马上就有了显著改善，忙着娶媳妇、买耕牛，在那几年，“三七五新娘”“三七五耕牛”“三七五脚踏车”蔚然成风。 [/size]
[size=4] 接下来，从1951年开始土改的第二阶段：公地放领。5月30日，台湾“立法院”通过《台湾省公地放领扶植自耕农实施办法》并于6月4日正式实施，办法规定：租用公地的农民，每年的租额为产量的25%，连续交上10年，这块地就归农民自己了。 [/size]
[size=4] 为保证土地不被倒卖，办法还规定，租公地者无力耕种时须由当局以原价收回，不得将土地转移他用。 [/size]
[size=4] 据统计，1951年至1976年，台湾当局先后分9批共出售了13.9万公顷公地，给28.6万农户。 [/size]
[size=4] 台湾土改的第3阶段“耕者有其田”是从1953年开始的。在此之前1年，台湾当局先重新丈量了台湾地主的全部耕地。1953年1月，“立法院”通过《耕者有其田法》，4月，台湾行政当局颁布《实施耕者有其田法条例》，规定：凡私有出租耕地，地主可保留相当于中等水田3甲(每甲约等于1公顷)或旱田6甲，超过土地一律由当局征收，由现在在此田上耕作的农民受领。 [/size]
[size=4] 政府把地主的田拿走，是要付赎金的。当局补偿地主的地价，其标准定为征收耕地上全年作物收获量的2.5倍。补偿的形式分两种：土地债券占7成，公营事业股票3成，搭配补偿。 [/size]
[size=4] 而农民们得到原来地主的土地，耕作满10年，都交清了租额，土地就归农民自己了。 [/size]
[size=4] 不是所有的地主都能适应这种转变，不少中小地主因此破了产。他们在事隔半个世纪后，在已经实现了言论自由的台湾发出不满之声，要求重新补偿，那是另话。但也确实有不少地主成功实现转型，如海基会前董事长辜振甫，原是鹿港的大地主，土改后成为“台湾水泥”董事长，便是最著名的一例。 [/size]
[size=4] 而陈诚，被台湾地主们咬牙切齿痛恨的同时，也被台湾农民们怀念。陈履安还记得，1965年他父亲去世出殡的那一天，许多人自动地跪在路的两边祭拜他。 [/size]
[size=4] 农会崛起：自耕农成为台湾农村的中坚力量 [/size]
[size=4] 从统计数字中，可以看到台湾土改对台湾农业生产的巨大刺激：从1953～1968年，台湾粮食产量出现了历史上少见的长达16年之久的持续增长，年平均增长达5.2%。 [/size]
[size=4] 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杨奎松向《中国新闻周刊》指出，台湾土改对于台湾的经济起飞，奠定了非常好的基础。“台湾经济起飞还有很多其他方面的原因，有政策方面的，还有时机因素，即冷战的背景。但是经济起飞没有人才不行。他们的土改采取的不是暴力方式，充分保护了农村既有的人力和物力的资源。当局给钱给股份让地主离开土地，让农民得到土地，同时这些在农村有能力有人脉关系的人转入工商业，经过20年，社会过渡很平稳，整个经济发展起来。一直到上世纪80年代，还有非洲国家南美国家来取经。” [/size]
[size=4] 有许多人曾经担心，分得了土地的农民，会在不久的日子里被迫重新卖掉土地，农村再度出现两极分化。但是，台湾土改后并没有出现这种情况。杨奎松认为，除了当局对于土地流转有严格的法规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是台湾农会发挥的作用。 [/size]
[size=4] 实际在1947年台中农民陈文诉溪湖糖厂一案的调解大会上，农民代表中就有若干人是当地各级农会的代表。台湾的农会历史悠久。第一个农会成立于1899年，是农民自行组织起来要求减租的组织。日本占领台湾以后，农会变成半官方组织，理事由地方行政部门任命，经费由政府随农业捐税附加征收，然后再拨交农会。农会多为当地权势人士、地主所把持。 [/size]
[size=4] 台湾光复后，1949年底台湾省行政当局将农会和合作社两大系统再度合并为农会。合作社的成员中有地主和商人，所以合并后往往由这些非农民把持农会。1950年美国康乃尔大学乡村社会学教授安德生赴台考察后建议：农会会员区分为正式会员和赞助会员。农民是正式会员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而非农民只能成为赞助会员，除了可当选监事外，没有选举权及其他被选举权。1952年台湾采纳这些建议公布了“台湾省各级农会暂行办法”，1974年，台湾的《农会法》正式颁布。这时的农会，农民必须占到三分之二以上，已经变成真正代表并维护农民利益的组织。 [/size]
[size=4] “今天台湾的农会实际上有两种人。”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于建嵘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开理事会的时候，全部都是老实巴交的农民。而第二种人是农会的干事们，西装革履，那是理事会聘用的人员，他们来应聘首先要通过相应的资格考试，就像是我们这边考公务员一样。” [/size]
[size=4] 有学者指出，台湾土改的相应后果之一，就是自耕农成为农村社会的中坚力量。 [/size]
[size=4] 台湾农会实际在农村扮演了农村信用社的角色。当农民发生经济危机时，农会出面担保帮他贷款，这样使得农民不至于走到破产卖地的境地。农会做的另一件主要工作是帮助农民推销产品。前不久台湾的水果登陆大陆市场，背后的操作者实际就是台湾农会。 [/size]
[size=4] 然而，于建嵘认为农会虽然可以帮助农民克服经济困难，但使得农民不随意卖地的更重要因素，是给农民独立的权利。“一次一个台湾陆委会官员陪我在下面走时，告诉我：现在台湾最富的是农民，家里有地，地很值钱。他指着前面说，你看那块地，值上千万呢。农民卖地是相对理性的，他知道哪块地能卖哪块不能卖，卖了以后怎么办。只要不用权力去兼并，他们本身有自我调节功能。” [/size]
[size=4] 农民可以成为社会中最富的人，这恐怕是1940年代末手扶犁耙播种胡麻的台中农民陈文想也想不到的。[/siz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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