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人有些什么心？

　　学者余秋雨在《历史的脸谱》一书中说：“中国文化的跑道上，一直在进行着一场致命的追逐：做事的人在追逐事情，不做事的人在追逐着做事的人。”（266页）这是一个十分睿智、沉痛和深刻的概括，活现出了中国文化人特别是半个世纪以来的特征。

　　美国前总统艾森豪威尔虽是军人出身，鏖战疆场几十年，但他却对文化人有过一个极为精辟的议论：“什么叫知识分子？就是你必须要有一个不以此为生的职业，也就是说，你失去这个职业还能活下去的人。”而这几十年中，我们的文化人恰恰是多数离开了职业就无法生活下去的人，于是文化人为了巩固这个职业，在大于自己的官员面前，奴颜婢膝、谄媚胁肩、羞耻心丢尽；在小于自己职位的人面前，张牙舞爪、颐指气使、不可一世；对自己平肩的人，谣言、中伤、诽谤、告密，“十八般武器”十分精熟，熟到一定火候，良心也就丢失殆尽了。五十多年来，反胡风、反右、反彭德怀、文化大革命等等运动中，有过这种表现的人，历历如在目前，而且从不认错，为自己辩解时还要振振有辞，令人瞠目结舌。

　　英国学者托马斯·富勒说得对：“知识使好人更好，使坏人更坏。”另一个学者塞缪尔·约翰逊则说：“有知识而不正直是可怕的。”余秋雨说得好：“知识不等同于真理，而我们应该热爱真理。”可是有相当一批文化人，热爱的是官位与权位，于是知识越丰富使他变得越坏，想尽一切办法把对手搞下去，自己好升上去；一旦达不到目的，就千方百计暗算、捣鬼有术，倘混进官场，便得意洋洋，然后再费尽心计谋一个更高更大的官位，而文化人应有的责任心、事业心、正义感都丢得干干净净。这类人就如巴尔扎克所刻划的：“要捞油水又不怕弄脏手，只消事后干净。”

　　“希腊哲学家坐在爱琴海海边思考人和爱情的关系，印度哲学家思考人和神的关系，中国哲学家坐在黄河边思考人和人的关系。”（余秋雨语）其实，研究人与人的关系，说到底就是思考哪些人对自己有利，哪些人对自己不利，哪些人必须要踩下去，怎么踩下去，怎么利用这些关系使自己达到利益的最大化。

　　1812年夏天，贝多芬和歌德在温泉城散步，奥地利皇后和亲王迎面过来，歌德忙摘帽恭立路旁，贝多芬旁若无人地继续走着，并对歌德说，让路的应该是他们。他曾在致一位亲王的信中说：“亲王过去有，未来也会有成千上万，可贝多芬只有一个。”像贝多芬这样的一身傲骨，在中国历史上几乎凤毛麟角，在最近五十几年中是要用显微镜来寻找的。

　　笔者曾在巴黎对埃菲尔铁塔凝目沉思。当年巴黎为世界博览会欲建一个标志性建筑，向社会征求方案时，出现了100多个方案；桥梁工程师埃菲尔设计的高达300米露空铁塔建筑中标，大作家莫泊桑、大仲马等一批名人并不因政府支持而违心地赞成，他们强烈地反对，这说明文化人之间出现争议并不奇怪，但是，无论赞成还是反对，都是公开的，并不在暗中施放冷枪。待到埃菲尔铁塔建成，成了法国的一种标志时，莫泊桑等人并不因为曾经反对过而视而不见、顽固不化，他们到铁塔高层咖啡馆喝咖啡，并居高临下一边欣赏巴黎的美好风光，一边等于公开证明自己当年的反对并不正确，这种会光明磊落的态度与历次运动中整人和文革中那么多人犯下了打、砸、抢的罪恶而无人敢于公开认错忏悔，是一个显明的对比。

　　真正的文化人是不屑于蝇营狗苟的。有一个作家在中国文化人中很少见得到：美国1949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福克纳，居住在南方一个小城，埋头读书写作，甘于寂寞，不赶热闹、不爱虚荣，不要发财，更不会在人与人之间关系中勾心斗角，连总统邀请他去白宫赴宴他都直截了当地拒绝了。但他在66岁离开人世时，为人类留下18部长篇小说、9部中短篇小说和3部诗集。文化人这种事业心才是弥足珍贵的。我相信，在中国文化的道路上，不用多久，做事的人在不断追逐事情，追逐做事者的人会越来越少，乃至于会绝子断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