虚假不能凭借权力变为真实

 
　　题目源于泰戈尔的话，在我读完法官王文正口述的《我所经历的胡风案》（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之后，我彻底解开了53年的一个心结，并且强烈感受到印度的这位大诗人的睿智和深刻。

　　53年前，我是个高中生，教我的语文老师突然失去了行动自由，理由是“胡风分子”。此后我特别想了解，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文字狱？这本书的作者今年88岁，是当时上海“胡风专案”办公室审讯员，1982年担任审判“四人帮”上海余党的上海市高院的刑事审判庭审判长。他口述的内容，都是亲见亲历的，没有想象、拼凑的东西，他说的因而真实可信。他告诉我们：在所谓“胡风反革命集团”一案中在全国共涉及2100多人，其中被捕92人，被隔离审查52人，被停职反省的73人，他们中绝大多数是与国民党反动派斗争几十年的共产党员、进步人士，有的则是一批热爱文艺的青年人，可是要让他们承认自己是反革命分子，让他们“在铁窗里埋头写没完没了的‘交待’，直写到满头白发，生命就这样被无端地消耗在这痛苦的时光里。”后来则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发配到边疆农村，受尽折磨侮辱。作者说：“事实证明，在1988年进行了彻底的平反，中央文件肯定，造成这冤案的‘责任在中央’。胡风反革命集团纯属子虚乌有。”

　　读完全书，我不禁想到：出现文字狱在中国是有“传统”的，是中国一大特色。所有的文字狱都是“钦定”的，凡涉及者不是冤死，就是倒霉一辈子。胡风及其“分子”中多数总算看到自己得到平反，然而在受折磨的25年中，这些“分子”最好的青春年华、最有创造力的生命黄金时段全被毁，使多少有才华的人被埋没掉。作者介绍，原来有人准备把吴强也定为胡风分子抓起来的，后来他们实在找不到根据，就没有去抓。吴强后来写出了《红日》等长篇小说及电影，作者感叹说：如果把吴强当胡风分子抓起来，我们肯定丢失了这部作品和这一著名作家了。

　　这种“钦定”，即一个人说了算、行政长官成了老虎屁股，动不动用专政工具去对付手无寸铁的、仅仅是写了、说了、短信发了一些意见的民众，这种“遗风”现在不是屡见不鲜吗？

　　对群众总是讲唯物主义，讲实事求是，讲重证据不轻信口供、讲为人民服务，但到自己做起事来却“无法无天”，还总以为是“英明”、“洞察一切”，干的都是与自己倡导的完全相反的事这是整起胡风假案所表现出来的让人最大的迷惑。五十多年来，从反胡风、反右、反彭德怀到“文化大革命”，没有一个反得对了的，统统不过的是唯心主义、极端个人主义作祟的表现而已。

　　作者提到的一件事令人心惊，即真正的国民党特务即使被我关押、判刑，他仍然亡我之心不死，总想再捣乱一把，于是利用共产党专政工具来整共产党人，达到他们无法达到的目的，而能利用的共产党人正是那些自以为是、不搞调研、又封建遗毒很深的人。比如国民党特务陈兰荪就多方诬告陆定一、“胡风分子”尚丁等人是“叛徒”、“特务”，作者作为审判员严格追查国民党留下的档案，并找到他，要他出示尚丁的“问题”证据时，终于露了馅。而陆定一后来不是被整成“反党集团”、“叛徒”，中了他的奸计了吗？相当多的共产党员没有被国民党反动派整死，却被共产党自己的组织整垮、整疯乃至整死，这真是令人痛心之极的事。

　　在书中，作者告诉读者，不少公安人员、法庭审判人员通过调查后，认为“胡风集团”不存在什么“反革命行为”，一般通信中有些文艺观点上的争论、对文艺界有些人有不同看法，这是很正常的事，“宪法”刚颁布不久，怎么可能做出违宪的事呢？可是作者老老实实地说：“中央定了的（案），我们公安机关当然得执行，这是一个党性原则问题。”在这里，“党性”成了贯彻“钦定”的工具，成了愚弄别人和愚弄自身的遮掩物，丢弃一个人最宝贵的独立思考，使我们的国家和民族受到了深重的灾难和无法估量的损失，这个损失至今能弥补多少呢？ 　

　　该书作者感慨说：“中国数千年封建的毒根，并不会因为一个人民新政权的建立而立刻就会消亡。”是的，新的政权建立快60年了，改革开放已经30周年了，但铲除封建的毒根，仍任重而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