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一个人的遭遇看一个时代

 　　放在我面前的这份手稿是我的老同学汪文郁写的自身经历。我读这篇稿子时，心头极为沉重，几乎每一页都引起我内心的震动。有时候，坦率地说，我几乎想掩卷而去，以免将自己的思想再一次推向历史的旋涡而难以自拔。

　　我庆幸我们这些老同志，包括汪文郁在内，能够幸运地活到今天，亲自看到一个旧时代的结束和一个新时代的诞生。的确，中国需要改革，需要创新。胡锦涛同志提出创建和谐社会的号召，确是充分反映我们老一代人的愿望。动乱的岁月，留给我们的印象太深了，因而我们向往社会的和谐。我们也相信中国必将走向和谐，从而来推动世界各国的和谐。
 
　　汪文郁手稿前一部分反映了当年反对国民党统治的上海学生运动的情景，我也身历其境。1947年前后，他投身革命。在上海民治新闻专科学校读书时曾担任过学生级联会夜校部的主席。他家境贫困，从小饱受人间疾苦，精神上受到很多创伤。这是我们这些出身小康家庭的同学很难体会的。但在同国民党腐败政府斗争中，我们完全站在一条战线上。汪文郁同志当时曾被捕过一次，他在国民党的监牢中也经受了考验，后因“罪证”不足被释放。他一生坐过两次牢。一次是1947年9月坐了国民党的牢；另一次是1953年因说他有“托派”嫌疑又坐了共产党的牢。一个革命者在全国解放后还要坐共产党的牢，这类怪事，现在的青年人是无法理解的。
 
　　当年，党内谈到“托派”问题，无不谈虎色变。汪文郁在地下斗争时期认识了几个相信苏联托洛茨基理论的朋友，他本人并不认为托氏的理论是正确的，也没有参加过“托派”组织。新中国成立初期，他调入上海新闻单位工作。出于对党的忠诚，写下了他与他所认识的几个“托派”朋友的关系。然而他的坦率和忠诚换来的是怀疑和仇视，从而给他前半生带来极其严重的后果。
 
　　新中国成立后的前26年，党的路线和政策越来越左，政治运动不断，人与人之间经常处于敌对状态。人人几乎都在煽动仇恨，寻找“敌人”。人人也都可以成为“敌人”。哪怕你的表现再好，只要有一条辫子可抓，哪怕是一条很小的甚至是虚构的辫子，那就可能在政治运动中被人揪住不放，反复审查，没完没了。而到了“文革”期间，则不管上世纪30年代、40年代的老账，也不管过去是否做过结论，都要翻出来再折腾一遍。这样一来，全国一片恐怖，到处都冒出许多“反革命”、“叛徒”、“特务”，遍地是牛鬼蛇神。许多知识分子倒了，许多老革命也倒了。汪文郁写的自传中反映了那个可怕的时代的一个侧面。但幸而他最终还是挺了过来，有了一个幸福的晚年。到新世纪来临，依靠老领导的支持，不断申诉，终于恢复了名誉，还一个革命者一生的清白。
 
　　我曾说过，二十世纪共产主义运动有成就，但也有灾难。苏联十月革命是应该肯定的，我们中国的革命知识分子也是在十月革命的教育下参加革命的。但是列宁早逝，胜利果实落入斯大林手中，而斯大林心目中，一无民主，二无法制，完全实行个人独裁，特别是开创了一个恶例，对党内不同意见者进行无情镇压，从肉体上加以消灭。苏联在上世纪30年代曾搞过一次大肃反，矛头对准参加十月革命的老同志，把许多老同志打成“特务”、“间谍”，一律枪决。有这样一组可怕的数字：1934年苏共第十七次代表大会当选的中央委员139人中有83人被处决。1966名党代表中有1108人被捕。参加过十月革命的老同志几乎大部分被斯大林杀死，所剩不多。六年前，我去俄罗斯旅游。在莫斯科，俄罗斯导游指着一排高楼对我们说：这些楼内当初住的都是被斯大林杀掉的中央委员。中国共产党党员在苏联也有被带上“外国间谍”帽子被处死的。张闻天同志的弟弟就在苏联留学时被害。我在上海浦东参观张闻天故居时看到他弟弟的照片，也看了他被害经过的说明。有些党员至今下落不明。
 
　　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后，斯大林为掩盖自己在中国革命问题上的过失，不但抹掉了陈独秀，而且还把代表共产国际来中国做领导工作的160多个苏联高级干部残酷地处决掉，其中包括鲍罗廷、布勃诺夫、加伦、罗明那兹，也包括扶王明上台的共产国际远东局负责人米夫。作为苏联特使曾和孙中山联系亲密的越飞也被迫自杀。
 
　　所谓“托派”问题，其实是苏共党内斗争的产物。托洛茨基也是老革命，他同列宁一起领导十月革命，出力最多，他在党内的地位比斯大林高，而且深得列宁信任。比较起来，列宁很不喜欢斯大林的性格，说他极为粗暴，不宜当党的第一把手。但列宁逝世早，而斯大林在争权上极有手腕，把列宁要撤换他的总书记的信件隐瞒掉了，他又利用总书记这个职位，在领导上层中采用各种手段，争取到了多数人的支持，从而到上世纪30年代，在他的地位巩固后，把不同意见者宣布为“特务”、“间谍”一个个消灭掉。托洛茨基本人流亡国外，在1940年也被斯大林暗杀掉。
 
　　本来“托派”问题是苏联自身的问题，但斯大林竟要各国的党也要抓“托派”。1930年6月他以共产国际名义向中国共产党发出指示，要中共中央把斗争的锋芒指向“托派”。当时王明是长驻莫斯科的中国党的代表，他紧跟斯大林，在莫斯科发号施令，批评中国党领导的苏区忽视“肃托”工作。在共产国际的压力下，于是“肃托”、“肃反”运动在中国各边区暴风雨似地开展起来。以鄂豫皖苏区为例。这个苏区的某些领导人为了向上表功，竟采用逼供信的手段，大开杀戒，乱杀自己人，造成血流遍野的局面。徐向前元帅在《历史的回顾》一书中说：“鄂豫皖苏区经三个月的‘大肃反’，肃掉了两千五百多名红军指战员。十之六七的团以上干部被逮捕、杀害。”徐向前同志的爱人程训宣同志也被扣上“改组派”的帽子被活活打死。当时正是教条主义统治中央的时候，徐向前同志说：“他们把中央根据地挖AB团的经验推广到鄂豫皖来，又把鄂豫皖、湘鄂西的经验推广到别的根据地，来回折腾，大搞特搞，造成特别痛心的损失。”新中国成立后有一个将军回忆说：“鄂豫皖苏区参加革命的人大致是三个三分之一：在战场上与国民党作战牺牲掉三分之一；自己内部‘肃托’、‘肃反’杀死三分之一；留下的三分之一后来到达了陕北根据地。”当时往往有这样的情形：许多红军指战员白天在战场上和敌人拼搏，晚上回到营地就被上级派来的保卫局人员捉去杀掉了。有的地方县委正在开会，保卫局来人把他们一网打尽，一个个用石头砸死，暴尸于河滩上。许多红军老战士现在回忆当年这一幕，仍毛骨悚然。这种可怕的自相残杀的情景，在湘西革命根据地也不例外，最后根据地丧失。贺龙同志对此极为愤慨。
 
　　像这样的运动是不可能有好结果的，是完全背离马克思主义的，最终是以苏联的解体和中国走上改革开放的新路而告终。所谓“托派”问题，最终也得到了平反。
 
　　今年新年来临前，我得到不幸的消息：汪文郁同志因病逝世，享年八十二岁。我感到悲哀，但更多的是宽慰。我记得有一次，他在电话中对我说，他不再有什么遗憾，当他看到组织上把红彤彤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干部离休荣誉证》放在他的手心上，他流下了热泪。他深情地对我说，他相信我们的党和国家会有更加光辉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