摧残灵魂的悲剧

 
　　读人民日报高级记者肖荻同志发表在《炎黄春秋》刊物上的近作《一个老右派的反思》一文，真让人感到不寒而栗。写当年划右派后的经历的文章，一般是谈自己的苦难历程，而肖荻这一篇则写出了一个人灵魂深处遭受到的扭曲和摧残，从而揭示了这场运动更深层次的悲剧性，这比仅仅写肉体上的苦难更让人感到可怕。鲁迅在读俄国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时曾说，陀氏是在作品中拷问他写的每个人物的灵魂。肖荻这篇文章也是写他在划为右派后不断拷问自己的灵魂，以求得自我解脱，但结果是迎来了更大的自我折磨。

　　肖荻很早参加革命，长期受过党的教育，因而他并不自大。他从没有认为自己比党高明。他在劳改初期，曾千方百计想找到一种理由证明自己确是错了，而党永不会错。他昼夜苦思，反复自问：渺小如我，难道会比伟大的党组织聪明吗?他认定，这是绝对不可能的。错误肯定在自己一方。那么，他究竟错在哪里呢?他苦思着，最后在茫茫大海中抓住了一把稻草，那是“阶级本能”四个字，似乎他反党的根源就在这四个字上。不是吗?在理论上阶级有“自在”与“自为”之分，那么，他认为自己是否是在不自觉的“阶级本能”驱使下．浑然不觉地铸成大错?他甚至痛斥自己是在风口上做了“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的内应”。他硬把自己“异化”为阶级敌人，从而认为自己确是右派。正因为如此，无论开除出党，还是“保留公职劳动教养”，均为理所当然。于是他真心实意对自己提出要求，同过去的自己决裂、决裂再决裂!凭借这样一种自我拷问，自我鞭挞，他甘心于眼前的苦难，无怨无悔地闯过了几年。这样一来，也许在手执钢鞭的奴隶主眼内，肖荻这个右派，似乎变得有些驯服了。

　　肖荻给自己戴各种帽子，说自己确是右派，这种心态现在看来难以理解。但在当时，并不奇怪。的确，我们不能如某些人，喜欢把自己打扮成似乎早已洞察一切的圣人。在当时的政治氛围中，许多遭受打击的人所作的检讨并非都是假的，许多人确实在触及自己的灵魂，认定自己有错，于是写不完的检讨，做不完的自我控诉。这并非完全是假的。也许正是出于这样一种心态，在“文革”期间，一些老干部被造反派推向深渊，生命奄奄一息，临死前还不忘高呼“万岁”，以示忠心到底。这种灵魂深处的扭曲和反常，是对人性的彻底摧残，大大强化了这种历史悲剧的深度，让你特别感到可怕。

　　肖荻说，一方面是自我拷问，二方面又自作多情。他相信了某种虚假的承诺，认为只要能够改造好自己，党不会忘记自己。他曾多次幻想：有一天，他解放了，帽子摘了，原机关的人就会派车接他回去，机关领导同他热情握手，鼓励加抚慰，于是一切恢复正常。他翘首企盼这一天。但后来他知道，这只是自作多情的泡沫。夜茫茫，路漫漫，一切都是幻想。而且有一天，即使真的摘掉帽子，“摘帽右派”还不一样是右派吗?依然是夜茫茫，路漫漫。

　　“文革”开始，形势起了变化。社会上传来阵阵腥风血雨。许多肖荻熟悉的领导人被红卫兵批斗摧残的消息不断传到劳改农场。这时候，老右派们反而感到这个农场有些可爱。这里似乎成了一个避风港。是呀!对一群匍匐在这里的“贱民”，红卫兵根本不屑一顾。稳稳当当做奴隶总比连奴隶也当不成好呀!肖荻在文章中分析当时自己的心态说：“至此，倘说戴帽打棍以来是凭借内在的思想斗争来化解重压，那么此时已变为以外在恐怖的幸免来取得一种苟安了。”这又是多么可悲可叹的心态!

　　右派，这个称呼，在当时比现在的艾滋病患者更可怕，人人避之，唯恐沾边。其实被压在最底层的人往往有一颗最纯洁的心。历来反映人道主义思想的古典文艺作品都是这样写的。中国的右派，曾是二十世纪中期中国的一群新式奴隶，外界并不了解，而肖荻则同他们日夜相处，目睹许多典型人物，让他永生难忘。在他写的这篇反思文章中介绍了几位，有名有姓，让我们也开了眼界。请看：

　　数学教师王萝珏被打成右派送农场后长期两眼发直寡言少语。他常常半夜起来数天上的星星。他弄不清这个好心得恶报的人生疑团!他每天劳动十足用力，腰系草绳、衣衫褴褛、挺直腰板、来来去去，节粮度荒时抓住耗子撕巴撕巴就吃。但就在那粮食贵如黄金时，他存了几张点心票，买了糕点用布密密的包起来缝好，送到邮局在包上写明：“寄给国务院总理周恩来”。这就是一个中国教师的心。本人已落魄到这步田地，当了右派，心里还在惦记着自己一向敬爱的总理。点心被邮局扣下并转告了农场。当时听到这消息的人无不拊掌大笑，但大笑之后又感到一阵阵心酸。

　　天津大学化学系三年级学生陈科正是一个作风严谨不苟言笑的青年。1969年被遣送回安庆郊区农村劳动改造。有一天．他外出回家时过一小河，发现河上的桥板松动了，心想，眼看就要下大雨，如别人踩上滑倒岂不危险。于是他跑回家中取来铁锹，铲土修桥。此刻雷雨大作，狂风呼啸。陈科正用力蹬锨时，脚下一滑，不幸落水，竟被湍急的河水冲走，几经挣扎未能上来。一个正直热情的好青年就这么消失了。

　　留日归来的音乐教师王可之，精通外文，他被调入公安六处函译队。文革时被斗得万念俱灰，最后被发现在水上公园悬树自尽。奇怪的是上吊时他用一块手巾将脸包住。熟悉他的人了解他这样做的苦心。身为教师，王可之热爱孩子，他总怕孩子看 死时，他还想到别人，想到孩子。因而，他把自己的脸遮起来。直到死时，他还想到别人，想到孩子。

　　我希望中国有哪位作家，能够写出一部二十世纪的《悲惨世界》，揭示一些身份可怜的小人物的美丽的内心世界和善良的天性，用来和戴假面具的邪恶的人群相对照。美和丑的斗争是永恒的。人道主义思想应疆“以人为本”的理念的基石。它在中国永远不会过时。如果连起码的人道主义思想都被抛弃，人性为兽性所代替，那就太可怕了。

　　奇怪的是现在仍有一些人，高举什么旗号，企图走回头路，回到那个可怕的时代去，让阶级斗争为纲卷土重来，因而读读人民日报咨深记者肖荻同志的反思文章大有必要，大有现实意义。中国再也。不能辛回头路了。历史不能再重演了。对此，我们决不能放松警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