抓住跨世纪机遇，发展中国高等农业教育——访美随感
农历岁末，公历年初，我有幸参加中国农业大学校长代表团，随周远清副部长赴美考察半月之余。日程之紧张，内容之丰富，气氛之融洽，出访之圆满，感受之深刻，是以前出访所不及的。最大的收获是，有机会多侧面地将中国高等农业教育与美国高等农业教育进行比较，从而对如何抓住跨世纪的机遇，发展中国高等农业教育有了更清晰的认识。现简述以飨同行，并求教于前辈与行冢。
一、从美国高等农业教育趋势，看抓住世界性农业高等教育发展的机遇，进一步明确农业院校教育改革的关键。
美国目前举办高等农业教育的院校有140多所，都是在综合性大学中以相关学院的形式存在，单独建制的除极少数社区学院之外，基本没有。这次我们详略不等地考察了6所美国大学，其中在4所大学中有高等农业教育的学院，并且在美国都相当有实力，有特色，有地位。它们是：依阿华大学、明尼苏达大学、马里兰大学和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还考察了与农业高等教育关系特别密切的先锋国际种子公司，以其农用种子开发、生产和销售全世界而著名。它们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反映出发达的美国高等农业教育的趋势。在与美国同行的交流中，令人欣慰的是，我们对所见所闻的美国农业科学和高等农业教育的情况，并不陌生，而且都能对话交流，互相理解，这无疑说明我国高等农业院校在20年的改革开放中与世界农业科技与教育的潮流趋于一致，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如农业院校专业的调整拓宽，体现农工贸一体化和一、二、三产业协调发展的趋势；如传统农业科学和生命科学、信息科学结合的趋势；如开放办学，主动适应，坚持服务的趋势；如探索农业教育、科研、生产三结合的趋势；如加强与国外大学的交流，教育国际化的趋势；如加强对农科学生人文素质培养的趋势……等。我们的高等农业教育能够在经费投入、条件装备比他们少得多的情况下取得迅速发展，原因之一就是我们的高等农业教育在以往的发展中形成了扎实的学科基础、刻苦耐劳的教师队伍和求真务实的传统学风。同时，我们也清醒地看到，如果我们的思想再解放一些，在教育思想与教育观念上能更迅速更深刻地从适应计划经济向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变，从适应传统农业向适应现代农业转变，从适应传统农业教育向适应现代农业教育转变，并且在农业教育科研体制上的改革能与观念的转变一致、同步，那么我们一定能够抓住世界性农业教育发展的机遇，迅速发展自己。所以思想观念的转变与教育、科研体制的改革，是我们的高等农业教育在经费投入不可能大幅度增加情况下能否得到迅速发展的关键。就思想观念转变而言，感触较深的几点是：第一，无论我们到哪所高校，无论是校领导、院领导，还是教授、实验人员，一系列情况总是强烈地表达着一个思想：这就是“我们是为经济发展服务的”、 “我们要根据社会需要来考虑我们的办学”、“我们要针对学生的需要与所在州发展的需要来安排教学与科研”，从而让我们强烈地感受到市场经济的“供求”关系是院校办学主动适应的基本出发点，他们从来不说“学校自我发展”。第二，所到几所大学中，有关高等农业教育院系所设的专业，明显地分为为农业生产服务的农业技术类的；为农村发展服务的较宏观的经济、社会、政策、人口类的；为城乡人民生活质量直接服务的较综合类的。而且还设有一些以农为主的研究中心，结集非农院系的教学研究力量来综合研究农业、农村、农民问题。这些使我理解到从事高等农业教育的我们，一定要加深和拓展对现代农业内涵的认识，从而进一步拓展对高等农业教育内涵的认识。现代农业是农业、农村、农民协调发展的农业，是一、二、三产业界限模糊化的农业，是直接为提高城乡人民生活质量服务的农业，是广泛运用生命科学与信息科学的农业。相应的，我国农业高等教育必须围绕现代农业的趋势与特点去改革发展，从而使我国农业院校的办学思想更解放一些，办学道路更拓展一些，专业调整和人才培养模式更多样化一些。第三，从美国农业部官员的介绍，到综合性大学中农业教育的学院设置、课程体系以及学生学习的方式、为学生服务的各种组织机构的设立等，都体现了一种现代教育思想，即以学生为中心，围绕学生求学与就业的需要，培养学生的主体意识，以及多方面的知识、才能与素质，让学生在学校有更多的学习主动性。这对转变我们传统的教育思想是有借鉴意义的。
二、从美国高等农业教育的地位作用，看抓住贯彻《中共中央关于农业和农村工作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机遇，提高农业院校地位。
美国经济已进入知识经济阶段，但农业仍占有很高的地位。因为美国农业劳动力虽然只占整个劳动人口的2％，但生产的粮食占世界粮食产量的1／5，每年向世界提供50％或一半以上的大豆、稻米、小麦、棉花和近1／3的饲料粮。美国外汇收入的2／s来自农业。如此发达的农业除了美国得天独厚的土地气候条件之外，主要得益于美国农业教育。1862年7月2日林肯总统签署了由参议员贾斯适·S·莫里尔提出的《赠予若干州和准州公有土地以建立农工学院的法案》，即《莫里尔法》，亦称赠地学院法。此法规定，把联邦公有土地按每州国会里参众两院的席位，每席拨给三万英亩土地拍卖，以筹集资金，每州至少建立一所开设农业和机械课程的州立学院。最早在依阿华等一些州成立了赠地学院。1890年又通过《第二莫里尔法》，规定从拍卖公有土地收入中，直接拨款补充农业和机械学院的经费，依法又成立了一批赠地学院。美国农业教育的成就直接推动了农业生产的高速发展，使之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成为工业国家。而后，工商业的迅速发展和大学入校人数的迅速增加，赠地学院一一州立农工学院纷纷应运而发展为综合大学。以后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以及农业及农业科学的新发展，综合大学中的农学院又根据传统学科的优势，以及所面向区域农业的特点与需要，有的发展成农业与生命科学学院，或农业与环境科学学院、或农业与自然资源学院，或发展为与农业相关的几个学院，以新的发展态势适应现代农业发展的需要。所以，支撑美国农业的是一批水平较高、适应性很强的农业院校。
相比之下，农业在中国的地位更加重要，因为中国是人口大国，民以食为天，则国以农为本。在中国，农业无疑是国民经济的基础，是大多数人口赖以生存的保证，是关系到国计民生、国泰民安的重中之重。中国农业以世界7％的耕地养活世界2 0％的人口，无疑有其独到的优良耕作传统。在我国知识经济初见端倪的时期，如果农业科技有一个大的发展，进行一次新的农业科技革命，则将促进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由粗放经营向集约经营转变，从而使农业得到超常规的发展，为整个国民经济的腾飞，为综合国力的增强，为人民生活质量的提高产生不可低估的作用。所以，在《中共中央关于农业和农村工作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指出： “农业的根本出路在科技、在教育”。高校是教育的龙头，虽然所有高校都有为农业服务的任务，但我国6 7所农(林)院校具有不可替代的特殊作用。因为长期以来，农(林)院校的领导和师生对农业、农村、农民的感情、认识，以及学科建设为“三农”服务的直接性、综合性与有效性都是其他院校所无法比拟的。但由于传统观念的影响，我国农业高等教育的地位不高，经费投入不足，优秀生源匮乏的情况严重存在，影响到高等农业教育的发展。从长远看，必然影响我国农业与农村现代化。借鉴美国的高等农业教育的成功经验，第一，不仅农业院校的领导、师生要增强自豪感与责任心，要对现代农业与现代农业教育有正确的理解和认识，而且要通过各种传播途径，使之成为各级领导，以及广大群众的认识，还要通过立法制定与调整政策[比如对农(林)院校评价体系要充分考虑对农业所作的无回报的贡献，对农业院校招生的倾斜政策，对农业院校人才引进的倾斜政策，通过立法保证农、科、教的结合……]。这样才能逐步改变根深蒂固的“农业=落后生产力=艰苦贫穷”的观念，以及“农业院校=低水平院校”、“农业学科=低水平学科”的偏见，给农业院校的发展以较为宽松的环境，给农业院校以应有的地位。第二，进一步结集农业院校，形成“科教兴农”的有影响力的社会力量，并使之进入社会生活的中心。建议成立中国高等农业教育学会，作为中国高教学会的二级学会，各农业院校作为其团体会员，院校长或院校党委书记可作为该学会理事，秘书处可挂靠教育部高教司农林医处，或中国农大。该学会可发挥群众性学术团体的作用，通过专题研讨活动，集中中国农业院校领导者的智慧，就中国农业教育改革与发展中的共性问题，以及中国农业发展中的一些问题进行前瞻性的调查研究，为政府决策提供有效参考，同时也便于农业院校互相交流，从而提高农业院校的影响力与整体地位。而且这样的学会也便于中国高等农业教育在整体上更开放地与国际交流，在教育国际化中提高中国农业高等教育的地位。
三、从美国农业教育、科研、推广三结合体制，看抓住落实“科教兴国”战略的机遇，建立有中国特色的“三结合”体制。
“科教兴国”战略的实施有两个要义。一是根据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将教育、科技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二是科技、教育与经济社会发展要紧密结合，科技、教育要面向经济、社会发展，而经济社会发展要依靠科技教育。科技教育界往往只注意到第一要义，而其实第二要义在我国更加不足。早就在资料上看到，美国农业科研成果转化率达80％，而我国仅30％。这对于我们这样农业急需科技，而农业科技总体不足的国家来说，尤其需要迅速改变。我国与美国在农业科技成果转化率上的差距主要原因是体制上的差距。美国依法确立并逐步完善的农业教育、科研、推广三结合的体制，是三者互为促进的良性循环的体制。美国1877年的哈奇法(哈奇试验站法)规定，为传播农业情报，促进农业科学研究，由联邦政府和州政府拨款，建立州农业试验站。这是美国农业部、州政府和州立大学农学院共同领导的，以农学院为主的农业科研机构，是农学院的一个组成部分，农学院院长一般兼任该试验站主任，对财务活动负责，并每年向校长报告试验站的工作。其任务是研究发展本州的农业生产、保障农产品的可靠供应、资源开发和保护、农村发展、农村环境和农民生活的改善等方面。1914年的《史密斯一利弗法》，即农业推广法使美国农业院校的教育、科研、推广三结合为一个完整的体系。此法规定：由联邦政府拨经费和州、县拨款，资助各州、县建立合作推广服务体系，即州农业推广中心(如明尼苏达大学农学院根据全州农业区域特点设了五个农业推广中心，每个中心又分别下设各县的推广站)，全国3 5 1 0个县都建立与农学院保持联系的教育、科研、推广办公室(站)，推广工作由农业部和农学院共同领导，以农学院为主，农学院通过各种传播手段为农民提供咨询服务，把最新农业情报与科研成果传播给全州农民。还负责培训农业技术和管理人员，以及通过4H俱乐部对农村青年进行素质教育，推广方式非常灵活多样，贴近实际。推广经费一般占农学院总经费的1 0％左右，试验站、推广中心和推广站的工作人员一部分是农学院教师兼任，作为农学院教师的岗位责任，农学院教师的岗位职责有4个领域，即教学、科研或学术活动、推广或专业实践、服务，而教师必须完成2个以上的岗位职责作为聘用要求。试验站、推广中心和推广站的另一部分员工是农学院聘用的非农学院人员，这部分人的薪金一半由农学院支付，一半由地方政府支付。这样人员组成既保证了推广人员的学术水平、科研能力、科研成果的更新，又保证了推广人员熟悉当地农业农村情况，广工作的规律及技巧。同时还保证了农学院的教学和科研密切联系生产买际，形成互为促进的艮性循环体制。我们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农业教育、农业科研与农业推广体制脱离的情况，已严重影响到农业科技成果的转化。虽然长期以来许多有识之士就克服“三脱离”的体制给我国农业发展带来的弊端作了许多呼吁、建议和局部的改革，并且这些年来，农业高校努力使教学、科研和生产推广相结合，在现有体制内作了可喜的探索，如河北农大的“太行山道路”等，但由于缺乏全局的整体的改革力度，这个问题一直没有得到有效的解决。现在已经到了抓住机遇解决的时候了。所以考察期间，农业院校的校长们一致建议教育部、科技部和农业部能齐心协力，就这个体制问题作出切实的研究，可成立专题研究小组或工作组来调研，提出方案，这个专题调研组可邀请农业院校的老校长、农科院的老院长和农业厅的老厅长们来参与，他们熟悉中国国情，并且对此有切肤之痛。或者建议可以由全国农业院校合作共同来作统一调研，为政府决策作前瞻性的研究。只有“三结合”体制问题解决了，“科教兴国”在农业上才能得到体制上的保证，同时也将保证农业高等教育发展的更健康、迅速。
四、从美国高等农业教育体制，看抓住我国高校管理体制改革的机遇，调整好农业院校的整体布局。
美国有农业教育学科的大学约占高等院校总数的4—5％，但基本上都是以综合性大学中的二级学院的形式存在，为与其他学科的互相渗透结合，为学生拓宽知识面以及综合素质的培养提供了体制上的条件。美国农业高等教育的学科建设，传统与特色也因地域分布而具有很鲜明的区域性。比如东部的马里兰大学与西部的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在农业教育的专业设置、学科传统与特色上因具有鲜明的区域性而很不相同，而这正是学院存在与发展的依据。同时因为美国高等院校按其性质任务不同，按院校所授的最高学位划分成六类(研究型大学，可授博士大学，可授硕士院校，文理学院，非文理学院，专业院校)。因此，农业高等教育也因其所属院校不同而分成不同层次类别，从而适应了社会多方面的不同需要。我国的高等农(林)院校在建国四十几年中，都是独立建制的高校，其中历史较长的一类都是在1952年经全国院系调整中由综合性大学的农学院独立发展而来的，而建国后建立的都是独立建制的。在农(林)院校独立建制发展中，管理体制也有过变更，而目前基本上是农业部属与省属两种。四十多年来，农业院校努力适应社会主义经济与社会发展需要，通过新增专业与拓宽专业，来改造老专业，培养为“三农”服务的人才，提高科研水平、学科水平，增强办学实力与活力。从学科建设来看，都在顺应现代农业科学与其他科学结合的趋势，以及农业的农工贸结合趋势，突破单纯农学的局限，向以农为主、多学科协调方向发展。但从国家宏观上看，是否因而有“低水平重复”和“教育资源配置不合理”之嫌，于是近两年在全国性的学校管理体制改革中，已有9所高等农(林)院校并入，或与其它院校合并成综合性大学，如浙江农业大学、江苏农学院、广西农学院等等。在综合性大学中是否自然就提高了高等农业教育的水平?还是一段时间内会产生削弱农业教育的可能?这有待实践回答。而还有5 0多所农(林)院校如何在体制改革、布局调整中抓住机遇发展?这是考察中校长们最关心的问题。在与美国农业高等教育的比较中，我感到，首先高等农业教育的综合化道路是现代农业发展的要求，是现代高等教育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现代农业科学对人才培养的必然要求。因此，必须抓住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改革的机遇，促进中国高等教育的综合化。其次，综合化的道路应该是多样化的，倡导各农业院校从实际出发，多种方式探索综合化道路，可以在综合性大学中发展，可以农、林、水合成大农院校的发展，也可以通过与其他类型的院校共建学科、共建研究中心等方式，借助非院校的教育资源达到向综合化方向发展，教育主管部门与农业院校自身要及时总结以不同方式进行综合化的经验、教训、利弊得失，以兴利除弊。最后，农业教育主管部门应研究全国农业院校的整体合理布局，做到区域性与层次性的协调统一，使每所农业院校定位更准确。
在美国考察期间，行色匆匆，没有充够的时间“顿悟”。回来后又陷在日常工作堆里，静不下心来“顿悟”。以上挂一漏万，粗糙、甚至难免出错的“随感”，供同行、前辈批评指教。
